追求平等似乎是人类的天性，尤其经过启蒙运动的西方，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所谓“天赋人权”。
8月28日，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纪念日，那美丽的憧憬至今在感染着我们。“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判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我梦想有一天，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够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早于马丁近两百年，法国就已经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强调人与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平等最早进入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出乎预料的是，今天的平等正在淡出西方人的最主要核心价值范畴。有中国和西方国家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围绕核心价值观进行国际合作，得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结果：认同社会主义制度者更关注平等，认同资本主义制度者更关注自由。为什么产生了平权运动的西方国家，后来更重视自由，而把平等放于不那么重要的地位呢？重要原因之一是存在改变了认知。因为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决定，人与人的平等可以存在于法律和人格层面，但却无法存在于社会和经济层面，至少在相当历史时期内是这样。在股份制企业中，地位与股权紧密相联，股同权同，股不同则权不同。老板与工人永远不会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注定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比如到西方国家的军营中就会发现，军官与士兵不平等，分别有自己的俱乐部和食堂，决不允许走错。为什么当年西方记者到延安，看到中共领导人与群众那么平等大惑不解？原因即在于此。
根本而言，人类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说在进入共产主义前，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也是无法消除的。面对不平等，最积极的做法是制订规则，廓清每个的权力边界，保证豪强不持强凌弱，弱势阶层不成暴民而轻易剥夺富豪的财富乃至生命。西方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古罗马时期就产生了平衡贵族与平民的《十二铜表法》，1215年产生了平衡王权与贵族的《英国大宪章》，甚至102名清教徒签下“五月花号公约”，登上北美大陆那一时刻，就以此奠基美国精神。至于以后的政治学家的思想成果：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契约、三权分立，等等，无疑也都是在这样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创造出来。
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消灭阶级和剥削，特别是终极追求是人与人绝对平等的共产主义。这种理论在中国为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所强化，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被前置到革命和建设阶段，比如战时共产主义就出现了“军长和士兵都一样”。由于绝对平等在特殊阶段极大满足了长期受压迫民众的心理，因而把共产党推向道德的制高点，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进而获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是实践经验所影响，这种平等被套用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因此有了人民公社，有了毛泽东提议的高级军官下连当兵，地方领导干部下工厂当工人，进农村当农民。走到极处，甚至为了避免“当官做老爷”，出现“变修”，而将大批老干部打倒的“文化大革命”。
不管如何评价以往我们所追求的平等，毕竟走过来了。今天，我们的平等观正在遇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高扬的旗帜上写有平等，政治基础奠基于平等，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坐标产生于平等，显然不能颠覆平等的价值观，问题是现行的经济不支持原本存在于理想中的平等，至少在经济和政治上是这样。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出来，一方面党和政府强调平等的政治观，群众也据此衡量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实际社会生活中又因市场经济而存在大量可见可感的不平等。换言之，党和政府为了坚定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只能继续向大众灌输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而走的又是市场经济的道路，利益和阶层分化突显出资本观，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用力越足，市场经济越深入，或者政府作用体现得越大，资本的力量显现得越明显，经济上的不平等就越严重，大众因不平等而产生了痛苦感就越强，反映到社会行为中，就是非理性打破一切搞绝对平权。前苏共的最大教训之一就在于此，讲的是平等，实际不平等，人民群众因厌恶而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苏共与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
根本而言，真正的社会和谐有序，不一定是经济与权力上的绝对平等或平均，而应当是合理合法合规则，每个人或每个阶层都要有自己的边界，都要确立强烈的契约意识。这就需要党和政府更新观念，向群众灌输新的政治观、契约观。与此同时，社会大众也应当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既然我们把自己的一些权力让度给政府，让其代行，就必须在有效监督的前提下，给予其必要的空间和时间。看一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也允许一些特权的存在，只要这种特权不被异化为谋私利和小集团利益，而是为了社会秩序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我们应当认识到，无限度地去打破权威，彻底走向平权之时，每个人本拥有的权力也会丧失，因为绝对的权力就是以剥夺他人的权力实现的，人人追求自己绝对的权力，结果就是人人都失去自己的基本权力，因为这时社会失序而变得紊乱。这方面基督教的故事富有启示意义，信徒提出：假如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就应当把人类都塑造成上帝，一切烦恼皆无。神学大师奥古斯丁告诉人们，如果人们都成了上帝我们还得寻找一个新的上帝。人需要精神的归宿，不是打破一切权威，消除一切特权是最好的。我们需要理性，需要契约意识，打破旧的不是放纵自己，而是为了获得精神解放，当解放运动成了摧毁运动，结果变走向初衷的反面。
笔者所以在这里提出并强调维护权威，包括一些行政权力中的特权，主要还是针对当前社会上形成的平权躁动。从民族性格上讲，我们似乎更追求极端，要么被驾驭，甚至仰视权威以致下跪的程度，要么打破一切权威，不惜把维护社会运行的规则和规范踩在脚下。我们经过辛亥革命打破了皇权，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新中国成立后，担负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一次次大清除运动，其间该打破的打破了，不该打破的也打破了，结果导致精神空间很狭窄，精神基础不深厚，一旦世界政治生态改变，自己主动被动调整，精神很容易虚无，无力应对外来或自自产生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实际上，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跳出打破的轮回。一些在虚拟世界狂欢，试图把一切都打破，党及其领袖的权威、国家及其政府的权威、军队的威权，崇高的权威，等等，为打破而打破，直至一切都打破。我们需要想一想，如果一切都真得打破了，社会将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只能是散掉！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需要权威。
当然，作为封建主义仍然浓厚的中国，尤其等级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得到清除，借助群众对平等的渴望，打破某些精神桎棝是必要的，但这个过程中必须明确规则和标准。比如，封建基础上的权威一定要打破，满足社会运行需要的特殊权力要保护；个人借助公权剥夺的私权要抑制，以超出一般公民权来保证有为为民众服务的权力要保护；等等。
注：本文摘发于10月18日《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