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康德的话语给我们以启发，一个人只有拥有了这样的信仰和灵魂感悟，善或道德行为才变成生活需要，自然而不必刻意。
2、中国人历来重道德，只是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适应农业文明，而不适应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我们又固守传统道德不创新发展，结果导致了目前的紊乱或者说尴尬局面。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出路仍然是大众道德水准的提升，现实来看，只能借助法的强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3、当前的道德观紊乱有着深厚的文化原因，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道德，是功利主义的道德，人们更关注我道德了有什么用，能获得何种回报，而不是追求灵魂的自我净化和安慰。也由于功利主义的，致使道德失去标准，甚至“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忍胯下之辱”都变得道德，甚至成为是榜样。如此，由胜者诠释道德，最终把道德庸俗化。
4、中国的本土宗教或本土化了的宗教，之所以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灵魂需要，主要囿于两点：一个是为政权服务，延伸开来就是宗教功利化。另一个是宗教理论发展缓慢甚至不发展。基督教所以不断获得进步，也基于两点：一个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即政教分离，另一个是大批神学大师投入其教理的完善和发展，以保证有效解释现实。
5、不是建立于人性基础上的善不叫善，没有宗教情感支持的善走不远。以政治解读和建设善与道德，必须最大限度抑制政治天然的功利性与短期行为，因为善与道德是无功利的，以功利对无功利，矛盾难以避免。在今天的道德建设过程中，需要认清，科学解决的是真，宗教解决的是善，艺术解决的是美。
6、慈善将由官办向民间转移，这符合慈善的本质，善应当是大众的自发行为，政府类似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利益分配来实现，而不必以慈善的名义。另外，中国很需要推动宗教团体的慈善行为，西方的宗教场所获捐献大多办了教会医院、学校，帮助困难者，中国的宗教团体类似活动似乎不多，这不利于提升其神圣性。
(二)
1、和妻子一起游颐和园。春色初现，游人如织。人面桃花，确让人心旷神怡。难得放松中不时闪出一些念头，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我们为什么活得那么累，特别是心累？作为群居动物的人，在接受社会调节和规范的同时，能不能更轻松一点。这也是我到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观察别人生活后更多思考的问题。
2、幻想和真实是两码事。比如在世俗中生活久了，尤其产生心累的感觉时，往往幻想脱离尘世，怡情山水，永绝烦恼，事实上却没有几人真正化幻想为现实，甚至可以说，真有条件脱离尘世也不会有几人付诸实施。人，就是社会的；生活，就是苦苦甜甜；人生，就是起起伏伏……。尽管我们生活在现实中，但也要有一定的空灵，过于物化，只能收获痛苦。用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人都追求幸福和快乐，但只求感官刺激，是粗浅的原子运动，只有精神追求才带来真正持久的幸福和快乐，所以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很重要。
3、人最重要的平衡是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虽然过于强调精神，特别是走向精神万能，会导致“文革”中诸多不良现象，但满足温饱后仍不提升精神追求，痛苦更甚。金钱可以带来满足感，但不必然带来幸福感，无限的欲望只能导致无限的痛苦。所以，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必须想一想，什么人生价值和什么是幸福等问题。
4、许多人并非心中没有善念，也不是不能把自己的爱心化作行动，所以有心而难成行，很重要的是面对诺大的世界，认为自己的力量太有限，终于放弃努力。其实，只要每个人都把有限的力量发挥出来，世界就会改变。二战时期英国有个母亲写给10岁儿子这样一个墓志铭：“全世界的黑暗都挡不住一根腊烛的光明！”
5、不怕存在不道德，就怕以不道德戏弄道德，更怕的是不道德者不自知，以为这就是寻找道德，为什么在倡导学雷锋之时，有那么多人置疑雷锋精神，个中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在参加全军学雷锋座谈会，又有记者问我，学雷锋能改变我们什么？我说，学雷锋可以找到灵魂中的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心中有真善美，雷锋其实就是自己，否则，雷锋离我们很远，甚至遥不可及。
6、要把善行进行到底，需要通过修养来提高自己的境界。人有三个境界：一是能够为感人的事情所感动，不能麻木；二是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别人，要做善事；三是为自己的理念、品质和行为而感动，自己感动自己，教化自己。只有进入第三个境界，才能做到不为环境、是非、得失所惑，永远走在行善的道路上。
(三)
1、我们常陷入困惑，就道德来讲，西方国家远没有我们重视，但从现实来看似不如人，众多原因中文化传统最为基本，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化，前者强调契约，后者成就善，我们的文化虽充斥着伦理道德，但更重私德而弱公德，且道德奠基于五伦，即关系道德，终于在社会结构变化后不再适应。
2、媒体披露，匈牙利总统施米特帕尔因博士论文抄袭被发现不得已宣布辞职，此前我们已经听到过德国防部长等高官也是因同样原因辞职。由此再看我们，官员造假，教授抄袭不绝如缕，然而主动辞职或压力下辞职者少见。或许可以说，此方面何时与世界接轨，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道德诚信建设才敢言步入坦途。
3、中国社会的价值坐标主要以权力为核心，或者说围绕政治来建构。在这样的价值坐标中，即使讲精神，讲善和道德，仍然无法实现灵魂意义上的探究，无法获取本质、本源及其归宿。因为权力或政治原本就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以其为核心来建构价值坐标，有时出现种善收恶也就不足为奇了。
4、当中国不再以官职为核心价值指标之时，就是中国真正崛起之日。因为这标志的是，中国开始与世界主流价值观接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设计满足了性质宗旨的要求，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官员真正视自己为公仆，且放下长官的沉重包袱，把道德作为为官第一诉求。当然，这只是理想，实现的道路还很漫长。
5、中国阶层对立为什么那么严重？中国的官员的自我精神超越为什么那么难？恐怕不能仅仅从政治上找原因，一定有文化心理的原因，比如儒家文化把人的价值追求最大限度引到功利和感官刺激，与此同时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经过这种文化的改造，失去了提升精神境界的功能，只是追逐利益，结果必反复强化制度漏洞。
6、一定意义上贪念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前提是用好。要净化出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律，另一个是他律，二者不可偏废，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状态下须有所侧重，当下重点应在他律，也就是体制制度。有媒体标出“社科院专家称社会信任重建关键在政务诚信”，此判断极是。如果更深层次分析，可以说，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民风，社会风气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党风。从实践中我们也看到，党风好时社会风气好，党风差时社会风气差。所以，党中央一再强调加强党风建设，这是一项抓根本的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