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近日发出通报，称去年12月1日，以该中心研究员邵一鸣为通讯作者，发表在《柳叶刀》杂志(在线版)上的一篇学术文章，存在擅自使用其他科研人员研究数据的问题。作为主要责任人，邵一鸣受到通报批评。(新京报10月25日)
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当事双方都不满意，邵一鸣及其他署名作者，均认为他们只是使用了国家防艾数据库中的公共数据，没有问题；其他科研人员则认为作者的行为是“盗用”科研数据，属于“剽窃”行为。
在笔者看来，中国疾控中心对此事的处理，并没有严格按照学术规则进行，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而是动用行政力量加以“协调”。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据报道，中国疾控中心曾责成性艾中心成立过一个协调小组，而该协调小组，也曾对论文事件做出过一些初步的调查结论，认为原作者“在设计与数据收集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下载数据库信息的便利，抢先发表论文。”但疾控中心并未采纳。对于学术调查，应该成立调查小组而非协调小组——既然“协调”，协调小组的意见不被采纳也就在“情理之中”，这显然不是按学术原则处理问题的思路。
二是今年10月5日，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协调下，《柳叶刀》杂志纸刊，以增补19位作者署名的方式，正式发表了上述争议文章。这也颇令人不解，难道涉嫌数据剽窃的论文，把存有争议的剽窃对象的名字放进论文，就可摆平剽窃争端？再者，这是否得到原作者的同意？如果原作者不同意，增补19位作者，不是侵犯了原作者的权益？而如果原作者同意，是不是意味着承认自己有剽窃他人科研数据的行为？
这笔糊涂账，应该交代清楚。而要交代清楚，疾控中心不应该按行政规则处理这一学术争议，而应该组成独立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对这进行调查，此举有两方面好处。
其一，做出令当事人、学界信服的学术处理，中国疾控中心性艾中心的官方通报称，“增补作者”的目的是，“体现相关科研人员对于艾滋病单阳家庭防治研究的创造性劳动”，这似乎认定原作者侵犯了相关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可却对原作者只指出批评处理，这是很不严肃的，必然两头不讨好。只有通过独立的学术调查，并举行听证会，才能让双方的意见充分表达，查清是否存有剽窃数据的事实，并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处理。
另外，业内专家也提出这一事件需要澄清几个基本事实，比如，邵一鸣团队所使用的数据，是否为已经整理过的清洁资料，还是原始数据，这关系到数据的科学性；邵一鸣团队发表的论文，究竟是否在数据分析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的观点贡献，等等，这些从学术规范提出的质疑，都是独立的学术调查委员会需要调查、澄清的内容，因此，这一事件的处理，不能止于稀里糊涂地补上19位作者、给原作者批评就大事化小。以后遇到类似事件，是不是也可采取这种补上姓名的方式呢？
其二，针对这一事件暴露出来的科研数据开放、共享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建立完善的国家科研数据库开放机制。据报道，对于暂时不对外公开的数据，中国疾控中心内部有一系列规定，科研团队须经过一系列的申报手续，获得批准后才能使用。而从疾控中心的通报称邵一鸣团队“擅自使用”这一概念分析，邵一鸣团队使用的是暂不对外公开的数据，这就让人疑惑，既然使用暂时不对外公开的数据，要经过一系列申报手续，那么，他们怎可能擅自使用？这背后有什么玄机呢？是不是暴露出疾控中心的内部管理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处理学术不端争议，必须坚持学术原则。离开了学术原则，就会把学术不端处理弄成一笔糊涂账，这会破坏学术规则，也会伤及学术的尊严与公信力。希望疾控中心能启动学术程序，重新独立调查、处理这一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