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之争注定继续下去。围绕毛泽东历史功过的讨论同样会继续下去。这符合历史规律，同时是中国政治文明的必然产物，值得肯定和赞美。正是继续下去，决定了我们必须厘清进而矫正两大认识误区。一大误区，“文革”期间席卷全国的“造神运动”，是毛泽东为维护个人权威发动的自我神圣化运动。另一大误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排斥异己、消灭异己。两种认识判断都是不正确的。
“文革”期间中国确实出现了带来民族灾难的“造神运动”，但不能因此判定毛泽东存在人格问题。放眼开去，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过领袖被神圣化，也就是造神问题。斯大林是这样，霍查、铁托、齐奥塞斯库无一不是这样。难道这些为人民的利益敢于献出生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存在人格缺陷？解释不通。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理论。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既然是鸦片，既然要让人民群众觉醒，起来革命，就必须消除麻醉剂。与此同时，支撑人的精神大厦的只有两种，要么是宗教信仰，要么是政治信仰。排斥宗教信仰决定着必须构建政治信仰。两种信仰差异巨大，前者是开放的精神世界，后者是封闭的精神世界，前者可以置疑，后者不能置疑。所谓入者不疑，疑者不入。尽管这样，还是要承认精神世界有其特殊规律，最突出的是能不能确立让人笃信不疑的圣主。当年神学大师化解信徒疑惑，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信徒所以怀疑，是因为他们提出：如果上帝“全善”，就应当把人类都塑造成上帝一般，奥古斯丁以“流溢说”回答：如果上帝把人类都造成上帝，人类心中就没有了上帝，结果仍然是无尽的烦恼，且无人帮助排解，我们必须拥有上帝。政治信仰不能设定人们笃信不疑的“救世主”。
再进一步分析问题。佛教强调经律论“三藏”，同时也强调佛法僧“三宝”，就是有一个佛让信徒去拜。其他所有宗教皆如此，比如基督教有耶稣，伊斯兰教有穆罕默德。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信守的政治信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确立崇拜对象，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经典作家，还要有可见可感的本国政治领袖。这就是说，内在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普遍造神的最根本原因。
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造神的时间和阶段看，可以得出相同结论。革命时期，血与火对人的精神力量具有极大的刺激和强化作用，所谓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会化作信仰。所以，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的领袖都很简朴，且贴近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时经常和当地的村民拉家长。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存在自我神圣化问题，更不存在有组织的造神运动。问题在于，进入和平建设阶段，由鲜血浇灌的精神之花开始枯萎，如何激发精神力量遇到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选择了造神，试图以造神保持精神力量的凝聚和激发。这甚至是那个时代的不二选择。
再看“文革”，这同样是一场民族浩劫。事实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发生过相同或相似的事件，比如肃反扩大化就是这样。逻辑推理，毛泽东不应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应发动“文化大革命”，因为这背叛了他自己。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将领王尔琢写的挽联下联就是：“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导政府建构，也实践了这一思想。所以后来发生巨大转变，因为他没有找到革命以外的精神力量之源，他必须重新选择革命，强调“将革命进行到底”，落到实处就是寻找革命对象，并且是你死我活的革命对象，以此激发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革命热情，获得精神力量，同时避免党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出现精神懈怠，特别是避免变修。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搞肃反扩大化，深层原因也是没有找到革命向执政转型的路径，尤其解决革命力量在执政时代仍然保有，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不是消灭异己，而是受历史局限，无法超越自我。为什么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执政党是个什么样子，执政党的成员怎样才算合格的问题？道理即在于此。我们党真正迫切意识到转型之必要，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事情，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转型，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在政治和精神领域。解决精神大厦无法再通过“造神”来实现。改革开放这一决策作出的那一天起，这条路就堵死了。新的道路在哪里？笔者认为关键在重新诠释政治，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长。这其实就是去年以来，笔者连续发表《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等文章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