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探索实行官邸制。”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官邸制”成了热词，成了各界热议的焦点。(11月16日《新京报》)
乍一听，“官邸制”这名堂不太好听，众所周知的缘故，我国古代推行“流官”制度，解决官员住房问题实行的就是“官邸制”；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也大多实行“官邸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也能照搬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那套呢？这恰恰体现了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精神，凡是被中外古今的历史现实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就要发扬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精神，予以创造性地吸收借鉴。
毫无疑义，去除观念上的障碍，客观地看待“官邸制”的作用，它确实能够有效地遏制领导干部的住房腐败。按照“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课题组提出的四点建议，官员任职期满后必须从官邸搬出，多占住房逾期不退要加倍收取租金，同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程序交由纪检监察部门严肃处理，此举必将能够起到遏制官员的住房腐败问题。
不过，推行“官邸制”并不能解决官员所有的住房腐败问题，充其量，它只能遏制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在异地任职时“以权谋房”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为其准备好了“住所”，这个“住所”往往就成了其个人的资产，而且调离后多数不退，实际上为永久占用，还可留给后代。这叫慷国家之慨，为官员冠冕堂皇多占公共资源谋福利，谋特权。对官员而言，“官邸制”的最大杀伤力，就在剥夺了他们对异地官方提供给他们的“住所”的所有权。
而当下民众所关注的官员住房腐败，焦点并非集中在异地官方提供给领导干部的“住所”被占为己有，而是在官员为什么能买得起那么多的房。如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黄萌有84套房产，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有房产46套，山西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有房产36套，上海市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有房产30套，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卫红有房产23套……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贪污腐败案中，仅涉及的房产竟然高达374套。不可否认，这些房产有几套确实是上述官员在异地任职时官方赠与的“住所”，但多数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购买所得。
这就是说，“官邸制”管不了这些房产，既不问某官员有多少房产，也不管购房资金来自哪里，更不会去追究在购房过程中存在哪些猫腻。换句话说，“官邸制”对拥有多套甚至几十套房产的官员来说，杀伤力还是有限的。如黄萌那般，大不了将在异地任职时收受的“住所”上缴(至多也就三四套吧)，要是没被抓，个人名下还有七八十套房产，无所谓啦。
课题组负责人汪玉凯建议，要全面清理领导干部的现有住房。尤其是要对曾经在多地任职、交流、进京的领导干部的住房情况进行摸底清理。这是推动“官邸制”的关键一步。笔者想补充建议一点，即要将他们的所有住房进行摸底清理，以此为突破口，在建立领导干部住房申报制度及住房档案的同时，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反过来说就是，只有建立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才能保障“官邸制”顺利推行，才能最大限度遏制官员的住房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