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围绕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状态分析问题，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除了上篇文章中谈到信仰缺失导致道德弱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在制约着道德再生，这就是中西、新旧冲突把我们的精神之源和道德之根摧毁了。或者说，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直接将我们产生于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熟人道德”与附加了大量政治元素的“社会主义道德”摧毁了。没有根或建设基础的道德，只能像浮萍，随波逐流。
到这里，也便涉及到一个长期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至冷战结束，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是否处于良好状态？该问题虽未达成共识，但认定比当下好(不包括反人性的“文革”)，似乎可以让多数人接受。那么，为什么当时维系了那么一种较好的道德状态？与世界政治生态不无关系。当时世界存在两大精神系统，两种思维方式，两个价值坐标和评价尺度，同时还有两大话语系统的支持。这就为“社会主义道德”提供了生长空间和建设基础。冷战结束，我们的支撑系统几近瓦解，世界走向一元时代，也就是西方核心价值体系一枝独秀。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新生代”几乎“吃着麦当劳和薯条，看着美国大片长大”，他们中很多人已经不仅仅是价值观的美国化、西方化，而且是思维方式的美国化、西方化。如此带来的冲击必然深刻而又具有根本性。
如何评价这种冲击？首先需要对西方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作出评判。很多年前，到一个大学作报告，座谈会上有位学生置疑我对西方文明和道德水平的较高评价，那位学生说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产生伪善和假道德，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善和道德才是真实的。在邓小平已经把我们带出“姓资姓社”的泥潭后的今天，相信不会有太多的人，仍然将善与道德这些普世价值贴上政治制度的标签。至于存在着对西方的道德水准的不同认知和评价，在所正常。
个人认为，我们之所以认定西方为发达国家，显然并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一定包括精神文明，否则也便不会在评价海湾产油国时，认定其富有，但却不认为其发达。当然，结合自己的亲历亲见更具说服力。去法国，曾经在深夜里遭遇找不到预定酒店的困境，是一个行驶在路上的法国家庭，得知原委后毫不犹豫开车带了十多公里，并且不要一声感谢；在美国，儿子在纽约中央公园摔得满腿是血，身边经过的年轻母亲很自然地从婴儿车上拿出药品帮助包扎，做得是那么自然，此事甚至让儿子在作文中称其为天使；后来儿子到美国读书，校园里3次丢失钱包和电脑，3次有人送还，几乎让人难以置信……。
既然如此，深受美国和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熏陶的当代青年，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才是，为什么道德水准不升反降呢？分析来看，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或制约因素。
第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差异的难以对接的道德。上文中已经阐述了西方文化传统与道德的三个基础。这里还可以把不同文化传统引入，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是人类的“轴心期”，这个时期是大思想家与大思想涌现的时代，包括，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的释迦牟尼研究了人与神的关系，中国的老子、孔子研究了人与人的关系。不同的关系蕴含着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又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一直独立发展下来，既没有切断，也没有受其他大的思想文化系统的改造，也就是道德价值观基本上奠基于孔孟思想。西方的善和道德虽然奠基于三个源头，但经过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性的光辉充斥期间，再加上工业革命赋予新的成分，结果是更具适应能力的新道德形成并确立起来。
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分析，也支持上述观点。有一个社会规律存在着，善与道德需要长期修养和积淀。所谓“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西方虽然也出现过革命运动，但没有伤及宗教基础上的善和道德，再者英国的“光荣革命”后，西方社会变革开始采取妥协和契约的方式进行，这就保证了精神的积淀和道德修养生息。中国的历史不是这样，中国一直走在社会革命的道路上，没有妥协，只有胜王败寇的逻辑，也就是农民运动的特点——烧和杀，似乎非此不足以证明自己与前朝的差异。这种社会演进方式，必然是有文化者被没有文化者革掉性命，甚至我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很长时间里也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者，至于杀富济贫更不言而喻。每每都是文明人被革命，那么道德也很难脱离原始和底层次。为什么西方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在“历史的童年”？道理即在于此。如此，一个一直前行，一个总难脱离起点，落差越来越大，结果就是认同其先进和文明，同样无法消化吸收。这就是青年一代受西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却无法将其道德化作自己的行动的重要原因。
第二，不同精神系统和政治坐标导致相异的道德价值观，因此相互排斥而不兼容。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西方的善与道德由宗教支撑，由宗教组织和公益组织推动，我们的善与道德内含着大量的政治因子，且由政治和政府主导和推动，其间的差异巨大而又带有根本性。实际上，政治和宗教原本在西方也不兼容，正是不兼容，后来走了政教分离的道路。我们的政教也不兼容，所以中国历史上政治一直打压宗教。既然都存在着政教不兼容，那么西方充斥着宗教精神的善与道德，要进入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显然水土不服。不仅当代水土不服，就是历史上也没有适应过，为什么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一直无法自由传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政府和西方传教士的争斗，原因不难理解。所以，西方的慈善和道德由其科学和文化挟带下进入中国，要真正而又深刻影响国人行为，并非易事。
第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主导力量，不同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同样影响着道德融通。还是因为宗教的原因，西方的家长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知道感恩，要帮助别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赎罪”。变成普遍的社会行为后，也便出现了我们眼里“到处有雷锋”的印象。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看，我们与其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西方人与陌生人打交道，先假定你是好人，等发现你不是好人后，就把你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因为你“不是好人”的信息清楚记录于你的社会保障号中，无法自行消除。为什么西方警察经常以“抹去不良记录”作为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换条件，且屡试不爽？个中原因在于，每个人的社会保障号从生到死相伴一生，如果有了不良记录，就业、上保险、获救济都会遇到更多困难和麻烦。我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与此截然相反，面对陌生人，我们一般是假定其是坏人，等酒肉关系加深后才产生信任。这就出现了我们社会的特有现象，父母和学校老师从小教育孩子“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社会中充满着险恶。我们的警察在公共场所一再提醒民众：“不要让不熟悉的人照看自己的财物”，“不要接受陌生人给的饮料食物”。此种教育下，即使雷锋活在今天，想到火车站“帮助大嫂抱孩子”，恐怕无人敢把孩子交到其手中。此外，我们的媒体也越来越喜欢审丑，并试图以个案和最丑告诉人们，这才是社会的底色、本色。试想，所有方面表达的都是欺诈和丑恶后，社会还有信任，人性中还有美吗？
分析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或者有人还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面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强大冲击，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道德紊乱？归功于伊斯兰教。因为这种宗教拥有强大的力量，而巩固了阵脚和底线。有人可能还表疑惑，中国不也有佛教和道教，为什么没有支持我们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因为中国的善和道德主要不是由宗教支撑，而是由儒家文化完成。其实，即使我们的善与道德由宗教造就，也很难不被攻破，因为佛道都非一神教，而是多神教，且过于世俗，故而不虔诚。
进一步分析，中国曾经长期坚守着自己的伦理道德系统，为什么后来守不住了？中国处于稳定的封闭状态下，善与道德很稳定，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封闭圈，文化有自己的发展方式和路径，一旦有强劲文化侵入，就很难保持自己，这就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文明随炮艇进入中国，一时间让中国人产生强烈的“亡国灭种”之感。也有人可能说，台湾和香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守住了儒家伦理道德？主要还是实现了融合。因为二者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在西方道德价值观及其宗教进入后，不会因差异过大导致排异现象，他们完全可以稍加调整后实现对接和融合。我们显然因政治制度的差异，无法走他们的道路。这也是西方道德价值观随好莱坞大片强势进入，但却无法改变中国人的道德行为的又一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要实现道德重建，该到哪里寻找自己的根？回归文化传统，到儒家文化中找？肯定不行。建立于农业文明之上的道德无法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相对接。照搬照套西方的道德？也不行。因为基因致我们很难消化。那么，唯一的道路就是总结自己的文化和道路，吸收别人的能够在现阶段可消化的元素。这显然非本文所能够阐述清楚，必须继续以更多篇幅，进行条分缕析，直到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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