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政治观之八
(一)
马克思说过，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鲁迅先生也认为：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了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二)
真知卓见不一定由伟大人物创造，平凡而有心的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同样可以产生思想，创造真理。君不见罗马将军凯旋时，头戴花环走在欢呼人群构成的夹道上，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而身后那个手捧金盔的奴隶却说：“光环总有一天会淡去”。就是这句话，该使多少风流人物回味再三呢。“风流总会风吹雨打去！”
(三)
在政治民主不发达，法制不健全，信息不公开，舆论监督不到位的国家，在政治角逐场上代表平民利益者，往往是弱势者和最终容易受害者。原因很简单，代表平民利益者必然与代表权贵阶层者因利益分配发生冲突，要赢得胜利，都会寻求支持力量。由于权贵阶层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清楚自己有哪些利益，他们知道自己的代言人和同盟者是谁，他们可以为集团利益暂时放下相互间的倾轧，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平民阶层就不同了，他们没有组织能力，长期不接触权力，甚至不知道自己有何利益和如何维护，某一天有人站出来为其代言，且需要支持力量时，很难获得，结果必然是以弱势对强势，因而以悲剧告终。古希腊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证明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代表平民利益者要变弱势为强势，首先做的是推动公开公正，推动政治民主，非此难有善果。
(四)
当下文艺作品中有一个有趣现象，只要是负面形象，更多的是市长、县长、乡长，而不是党的书记。其中实际上有一个潜台词：讲书记有问题，无疑是说共产党有问题。这种把书记与党等同起来的思维或价值观显然存在偏颇。把书记等同于党，就意味着个别书记有问题，必然推导出党有问题，太多的书记有问题，会不会让人认为党出了大问题？！
(五)
没有从信仰信念层面产生出对道德的追求，来自官员的道歉只能演化为做秀。同样，没有信仰信念层面对公正公平的追求，一个上升过程中的官员完全可以在特殊阶段或特定情况下追求公正公平，但要持久不懈地去追求，甚至变得恒久，没有对公正公平的信仰是做不到的。因为只有化作信仰信念，才不为外力或环境所影响。
(六)
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集体学习是学《宪法》，习近平上任后不久参加宪法颁布30周年大会讲话，突出强调在宪法内活动，这些都反应着我们党正在确立现代执政理念。
一般来说，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忙于制订法律，但制定了法律并不就是法治国家。我国从春秋时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法家后，许多朝代也都在制定法律，包括大唐律、大清律，等等。但我们仍然不能这些朝代进入法治。就是法西斯德国当年的一些行为也是按照法律办事的，包括屠杀犹太人。这说明有了法不证明是法治国家，而能够证明法制国家的是宪政。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才能跳出治乱循环的周期率时讲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其中反映出的便是民主宪政的最重要的法则——权力制衡。这一点十分重要。
(七)
或许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东方与西方的斗争持续得太久、太激烈的缘故，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迅速地淡化下来。在国内，经过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强烈显现于社会生活，经过了世界范围内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崛起而非政治崛起，当国内的人们更关注的亦非政治体制，而是经济发展。就可以说世界与中国谈论经济利益已经超过谈论意识形态。比如，当年属于美国阵营中的人们开始不再坚持原有的认同。2000年，75%的印尼人确认自己是亲美者，而今80%以上的人开始敌视山姆大叔。今日到京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明确表示：英国将做中国在西方的最强大的支持者。再加上中共十八大提出“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似乎世界正在进入意识形态消亡的时代。或许还不能判定“意识形态终结”，但国际上已经表现出需要一种新的足以填补旧有政治体系瓦解后的真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八)
历史经常给人以有意思的记录。早在1943年，美国、苏联、英国商定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名单时，美国不顾苏联的反对，坚决主张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国，罗斯福坚持自己的主张说：“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然而，到了中国强大起来的今天，美国却在以遏制力量面对中国的崛起。由此而言，一个规律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这其中启示我们，有些规律即使进入新的政治生态下仍然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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