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京籍的孩子想在北京读小学竟然需要不同部门的5个证明，而且每个证明都需要“标准件”，差一件都不行。因为辛辛苦苦从老家开回的证明“不合格”，山东母亲曹某想办个假证把儿子送进学校，不料被抓。昨天，曹某在昌平法院受审。(2013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一个母亲都希望孩子在自己的身边读书，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一所优质学校，这样就可以让孩子有母爱和父爱，孩子又不会输在起跑线上。许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忍痛割爱，无奈地把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管，从而成了留守儿童。而乡村学校如今师资力量薄弱，优秀的老师都跑进了城市；他们很想带孩子在城里读书，能享受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一些城市公立学校也接受外来务工的子女，但有一些条件限制，需要多项证明，比如北京需要父母的工作证明、劳务证明、暂住证、无监护条件证明、户口簿等“五证”。有些城市还要连续购买社保3年以上的原始凭证、计划生育证明等等。其实，这“五证”要办齐，对于在外打工的人来说，并不容易，比如曹女士就被“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卡住了。曹女士被抓后告诉民警，自己曾向公司请假，回老家开过一次证明。但拿到北京后，回龙观镇政府说不合格。因为这个证明是用信纸手写的加盖了老家镇政府的公章。回龙观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无监护条件证明”要求统一格式的打印件，曹某开具的信纸手写证明不符合要求，得重开。她又得跑回老家一趟。
我的一个老乡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为了孩子在工作的城市读书，他从广东跑回江西几次。来回的路费不说，盖章还要找关系打点人家。他说辛辛苦苦跑了一趟又一趟，搞到了“五证”，又要找关系拿到这所实验学校的指标，当他的孩子在这所学校报上了名，他们夫妻高兴得给一个个亲朋好友打电话，告诉这一喜讯。他说，谢天谢地，孩子终于报上了名！他告诉我，那天报名，有几位母亲看到贴出的名单里没有她们孩子的名字，当场一个个哭了。有位母亲一边打电话，一边说：“你不是说给我办好了吗？有我女儿的名单，咋没有了呢？现在学校都报到了，你叫我女儿去哪里读书？”这位母亲哭得很伤心。
再回过头来说曹女士，她的丈夫认为她办假证是做“傻事”。如果曹女土没有现场被警方抓捕，办的假证蒙混过关了，那是不是“傻事”？当今城市的角落里到处有这样办假证的小广告，这说明办假证有市场，也能蒙蔽过关。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办假证可以不请假，节省来回路费，不用求爹爹拜奶奶找关系盖章。法律工作者说，行使正当教育权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这显然是对的，不管怎么说，违法犯罪都应该受到惩罚。但如果办证方便，没有门难进、脸难看，吃、卡拿的现象，这种违法犯罪显然就会减少。如果没有外地本地户籍的区别，每个孩子只需凭身份证或户口簿入学，曹女士能违法犯罪吗？如果教育能均衡教育，还会有哪么多乡村的孩子离乡背井渴望进城读书吗？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花褶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她)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这是阎维文唱的一首歌《母亲》，可是，当今有多少孩子能得到这种母爱？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余万。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为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所以，能把孩子带在身边，作为父母都会尽最大的努力。也正因为如此，曹女士的遭遇就格外令人同情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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