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霍公款入罪”的“民意条件”早已成熟，甚至熟透了。
早在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建议设立“挥霍浪费罪”来遏制浪费公款行为。2010年，赵林中收到中纪委的答复，称中纪委致函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的意见，最终认为对挥霍浪费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意见”，但中纪委将继续关注、及时跟踪了解这一问题。时至今日，相关立法条件是否成熟？民调显示，97.8%受访者支持将挥霍浪费公款行为立法论罪。
多达97.8%的受访者一边倒地支持，充分说明“挥霍公款入罪”的“民意条件”早已成熟，甚至熟透了。这既反映了百姓对腐败的痛恨之情，也体现了民众对加大反腐力度的呼吁和期待。如果说几年前立法机关“还没有成熟的意见”，那么在近年来中央连续出重拳整治铺张浪费的背景下，“挥霍公款入罪”应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相关立法条件也该趋于成熟了。
众所周知，贪污受贿等“落入腰包的腐败”是犯罪行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公款大吃大喝、公费旅游、违规配车以及花样百出、极尽奢华的职务消费，因为是“不落腰包的腐败”而逃脱刑罚，甚至逃脱党纪、政纪处分。正因如此，一些官员才信奉“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花了也白花”的挥霍原则；正因如此，即使在中央反浪费高压政策之下，挥霍浪费公款现象依然严重。
细究起来，喝天价酒、抽高档烟、坐豪华车、以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等腐败行为虽然“不落腰包”，却实实在在落到了官员的口中、肚子里、屁股上，总之是为官员个人所享受。其实，花公款去花天酒地，与把公款“落入腰包”后去花天酒地，两者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造成的后果(浪费公款)也一样，为什么后一种行为要受刑罚，前一种行为只受纪律处分呢？这不合理也不公平。
比如，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平均一天职务消费达4万元，一年达1500万元，可以想象，其中大多数消费与公务、职务没有半毛钱关系，但陈同海落马并不是因为奢华职务消费，而是因为他贪污了近2亿元。再比如，几年前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徐文艾伪造“芬兰司法部邀请函”公费出国游山玩水，这看似是“不落腰包的腐败”，其实相当于他把公款贪污后自己去芬兰游玩。
在某种意义上，“落入腰包”与“不落腰包”只是形式上不同，挥霍公款、浪费民众血汗钱才是共同的本质，不能仅仅因为形式不同，法律就对“不落腰包的腐败”网开一面。这就好比说，盗窃他人财物与抢劫他人财物只是手段和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犯罪行为，显然不能因为盗窃行为较“温柔”就不入罪。鉴于挥霍公款与贪污公款形式上不同，可以在起刑点和刑罚力度上有所区别，但前提是将挥霍公款视作入罪，而不应处分了事。
当然，“挥霍公款入罪”可以增设“挥霍浪费罪”等新罪名，也可以不另设新罪名，而是把挥霍公款纳入贪污罪的范畴——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而挥霍公款正是“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将挥霍浪费公款行为立法论罪，既是民心之所向，也是反腐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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