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录之六)
一
看一下民族发展史，尤其考察“文革”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很容易作出一个判断，我们似乎缺少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宽容、理解、爱护和互助。比如人们未必真正懂得政治斗争的含义，却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并且一旦进入，原本的纯朴和善良几乎丧失殆尽，剩下的惟有暴戾。
如此，除了政治氛围的影响，很重要的是文化基因的塑造。我们在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环境中生存，一直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和心理平衡的路径，结果出现了一次次以烧杀为特征的暴民运动。为什么西方有哲学家评价中国一直处于历史的童年，重要原因在于此。
与欧洲相比差异更为明显，那里的人们较早就找到精神的出路，也就是产生了能够平复精神痛苦的基督教，当然更早以前是让犹太人跳出苦海的犹太教。实际上，基督教与犹太教都不仅仅是解除痛苦，获得精神抚慰，很重要的还为众带来博爱与宽容，进而塑造和提升人文品格。
总体来看，中国一直不给宗教必要的生长空间，而没有宗教传播的慈善，人性的光辉就不会发扬，博爱和宽容不会入驻心灵。有人或许认为儒也是教，中国的统治者大力推动儒家生长，故而不能说不给宗教生存空间。诚然，儒在一定意义上也有教的特征，但儒更主要的是强调入世，满足的是人的现实功利需要，这便抑制了对和本体的探求，因而无法延伸至更高的精神世界，进而不会产生对天国的向往，不相信和不向往天国，精神追求也便失去了方向感。只是重感官而无精神追求，对人性与人类的理解很难深入。所以，一旦环境条件适宜，人人都可能冷血，迫害他人同时被迫害。
二
从我们的民族习惯来看，更强调的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上级为下级定规矩，父母给孩子定规矩，老师给学生定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规矩带有公共性和刚性，自无不可，问题在于我们的规矩极富弹性，并且评价也是弹性的因人而异的。所以，看似有规矩，实际无规矩。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要求模式不是着眼成长，而是彰显权威，故而更多审视和挑剔，发展下来就是消磨掉个性和人性色彩。举例来看，国庆35周年群众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今天来看是最好的对小平同志的感情，当时由于不是“计划内的”，“北大队伍旁有人想冲进队伍夺下这个未经批准就打出来的横幅”。
当一个民族总是以为了树立权威，并且是围绕公权力掌控度展开，这个民族不会有出息。看一下美国民主党在2004年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镜头，会清楚看到，从总统侯选人克里，到前总统克林顿，再到与会代表，从他们手里打的旗子，喊的口号，戴的帽子中，你就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特点的政治，进而窥得什么样的民族性格与个性张扬。
诚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但有些基本规律还是需要认识的。人上百，形形色色，追求一律，只能导致压抑和扭曲。历史一再证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没有一点创造力的人，很难成大器。单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两样如此。
三
民主、平等、公平、正义，这些核心价值，放到现代国家，一定表现出强烈的追求，有时甚至是狂热，但放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民众的追求并不强烈，因为这里的人们更关注的是自己有没有饭吃，而非有没有民主权利，这也是落后国家封建集权为什么很稳固，民主政体却不那么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然而，有一天落后国家的经济实现了飞跃，人们富裕起来了，这时对民主、人权、宪政诸如此类的核心价值观就产生愈来愈强烈的追求。这也是西方人的观点：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这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而生出来的事都是精神方面的。
今天，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集团内成员要提高执政能力，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民群众已经由感恩心理转变为纳税人心态，正是转变而决定了标准在提高，不是你做了有利于群众的事就够了，还有一个怎么做和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的官员不能实现执政理念和思维上的自我超越，不能快速提升执政水平，做到与人民群众的要求和评价尺度相吻合，一定因落差导致冲突。
四
我们民族至今仍没有形成现代而又稳定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大多数人持有的仍然是封建色彩浓厚的“胜王败寇”的价值观。回顾多年前的雅典奥运会，我们或许不会忘记中国女足的尴尬，她们原本带着“铿锵玫瑰”的光环登场，被淘汰后迅即是漫骂。同样，赵颖慧赛前被媒体大加赞誉，一旦失败，即时受到责难，甚至是人格污辱。而杜丽，则因拿到金牌而倾倒一片。这种强烈的功利思想一直在毒害着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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