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电视台报道，几天前，广东河源的一位中年男子自杀。自杀的原因是他把摔倒的老人扶送到医院救治，但老人却说就是他开摩托车撞伤自己。男子的妻子称，老人的家属向他们索取几十万的赔偿，他老公就以自杀来自证清白。
老人摔倒究竟与摩托车有无关系？记者采访了交警和目击者。交警说通过技术鉴定确认，摩托车没有发生碰撞的痕迹，但不能确定老人是不是被摩托车带倒。一位目击者称，是他扶不动老人，才叫在附近的骑摩托车男子帮忙把老人扶送医院的。而老人的家属则否认索要“天价赔偿”。
与所有类似事件一样，我们无法确证老人是自己摔倒还是被摩托车带倒的。比过往事件更糟的是，这事发生在农村，那里没有录相可供取证，当事人又自杀了，使事件陷于“死无对证”的境地。
我们对某事做道德判断之前，首先要做事实判断。而在人们的诚信度普遍低下的今天，做事实判断要比道德判断更为困难。如果事实判断有误，那么道德判断就失去了根基；错误的道德判断同样可以置人于死地。
老人倒地，可能是自己摔倒，可能是被吓倒和带倒；倒地者可能撒谎，开车者同样有可能撒谎；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老人意识不清做出了误判。因此我们在做事实判断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描述事件过程时，不能轻率使用确定性词语。
但不管是非如何，有一点可以确定：哪怕是撞了人，如果没有逃逸，而是把人扶送到医院治疗，那么这样的人至少是负责任的人。对这种人，被撞者应该肯定其扶救行为，在索赔医疗费时也应适可而止，否则只会把肇事者逼向逃逸。
而这样的理性分析和判断需要道德环境与诚信环境的支撑。不幸的是，我们目前的道德与诚信环境还相当恶劣：逃逸者也许平安无事，扶救者却深陷麻烦。更为恶劣的是，一些老人自己摔倒了，却把扶救他们的人当作医疗的经济来源，甚至连扶助他们的小孩都不放过。
在正常情况下，经过时间磨练的老人本来应该更加明理懂事，有更多的道德意识和诚实品质。但现在的老人成长于价值混乱的“革命”年代，原本就缺乏良好的环境滋养和道德教养。在“革命”转向经济之后，以斗争为主导的旧价值观尚未得到修复，以金钱为主导的新价值观又如潮涌来，在猝不及防间把他们从虚饰的“大公”推向彻底的“大私”。他们来不及补充文明的养分，道德“防火墙”本已脆弱，面对新的社会病毒就更无防御之力了。
经济大潮来临时，老人已错过“弄潮”的黄金年龄，而我们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又不能给他们提供有力的保护，这决定了他们成为经济博弈和日常生活的弱势群体，更容易接受社会不良示范的影响。在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以抵御偶然灾祸时，一些老人就试图抓住任何能够抓住的“救命稻草”，从更弱的人那里得到补偿。
扶救倒地老人不断被恩将仇报，使扶与不扶成为人们的道德困境——不扶将受到良心的谴责，扶又面临可能的讹诈。面对这种困境，深圳出台“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要求发生争议时，应由被救助人负责举证；对讹诈者，轻则要承担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重则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不失为解决困境的积极办法。但河源男子在陷于困境时，却没有得到相关方面的帮助，使他最终走向绝路。
在道德环境还一时难有大的改善时，技术层面的修残补漏就不失为权宜之计。如果社会管理者连修补工作不去做，那么从道德困境到道德绝境，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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