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谈反腐的路径和方法
1月14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他强调要“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勇气反腐。”生于危难，死于安乐，在反腐问题上，我们党必须有强烈的危机感。
怎样才能避免口惠而实不至，真正使危机感触及灵魂？需要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深层次认识。依照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执政资源和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只要共产党自己不放弃权力，很难有哪种政治力量可以替代。也就是维系政权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既然如此为什么笔者仍然认为要有危机感呢？并非老生常谈，而是根本原因决定的。随着现代政治文明的兴起，政权更叠的模式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需要积聚强大的物质力量，甚至牺牲大量的生命，而今的执政集团或执政者，一旦法理和伦理丧失，执政基础即告瓦解，这就是苏共在非外部打击情况下自行放弃执政权的根本原因。
这一新特点，对于高度依赖法理和伦理的中国共产党来讲更直接和突出。结合2012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共产党换届进行比较，会更加清晰。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辩论过程中都不谈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只是围绕民生与国家关系展开，这与其政党轮替的本质特性有关，也就是两党的差异不在政治制度，而在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同时其国家的精神大厦也不是由政党来建筑，而是由宗教和文化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换届，不管是卸任者所作的报告，还是继任者强调的思想，都一定要突出“旗帜道路理论制度”。因为中国虽然不存在政党竞争，但却存在着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挑战。更具体一点看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对共产党执政影响更大。
第一，自信自己是“三个代表”基础上的最先进的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样的先进性与道德纯洁性让人心生自豪，同时意味着挑战。中国坚持不走西方政党轮替的道路，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还因为持有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追求。西方政党显然不是这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人更高尚，比如奥巴马就说过，政党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博的是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因此采取竞争上岗，轮流执政，且极少有长期执政者。这一差异背后是标准的提高与责任的加大。假如政党轮替带来责任相互推诿，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任何责任都无可推卸。尤其是，树立多么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形象，就必然承受相应的道德评价和道德挑剔。当年苏共的困境在于，党如果不把自己置于神圣的地位，就无法支撑政治信仰，置于神圣地位必遇到成员无法实践的尴尬，问题是人民群众并不在意现实无法实践的客观必然性，而是坚持用你自己的标准与承诺来评价和要求，做不到就会遭到鄙视乃至抛弃。
第二，共产党独立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使命，认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法实现这一民族夙愿，这是一种担当，同时带有挑战性。因为独立承担如此艰巨的使命任务，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掌握更多的资源，比如党的组织深入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再比如税收与财政体系高度向中央集中，向国企集中。相比较，西方政党不觉得自己很重要，他们不想也不争取更大的资源控制权，而是搞“小政府大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争得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既然西方政府权力很小，老百姓对其也没有过高的期待和要求，所以美国政府关门开门，老百姓并不在意，我们党既然提出了高远的目标，担起了全部责任，同时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和资源，那么接受的考评也是同样高且严。一定意义上，做得好理所当然，做不好就受到批评。
第三，共产党一直表明自己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同时相信集团内的成员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社会先进分子，在革命斗争时期甚至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把党推向道德的制高点，这同样带来挑战。如前所述，西方政党从不认为自己及其成员没有利益，相反认为所有政治集团和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因此所做的不是消除其利益，而是切割和规范利益。我们党强调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于是党就承担起平衡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一方面希望党员领导干部做牺牲奉献者，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无法超越利益的时代局限。这就带来两大难题，如何向人民群众讲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何找到集团内成员的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两个问题解决了，可以顺利执政，否则难免冲突。从目前来看，难度极大，大量腐败现象和蔓延趋势足以证明。
到这里，我们便作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大反腐力度，以维护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此一结论当然简单，但落实下来并不简单。这至少要实现两个方面的突破，一个是确立新政治观，另一个是引导社会大众的认知。
所谓新政治观，在这里更突出的是强调以政治伦理丰富以往的政治准则，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求党的成员再焕发革命时期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几乎不可能，与其花过高的代价而难获对应的回报，不如顺应时代，以法规和政治伦理来规范行为。也就是有多高的价值标准和资源控制，就要负有多大的道义责任，这是政治伦理决定，权力运行规则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腐败遏制不住，不仅造成社会不公，导致社会失衡，民众感受的是痛苦，同时也迫使党脱离道德和精神的制高点，丧失感召力和凝聚力，久而久之，共产党自己都不好意思执政。
所谓引导大众的认知，在于后发国家做了很多西方国家早就做过的事情，但民众的不满意更甚，主要是评价标准不再是过去，而是当代西的标准。这就出现了严重的错位，依照当代中国官员的人文素养和执政理念，显然无法满足要求。怎样才能缓解矛盾？除了下大力气培养官员，努力提高其综合能力，再就是引导群众辩证地认识问题，作换位思考。当然，这里还要引导大众正确认识，世界上没有完善的国家政权模式与权力运行规则，都有一个发展和提升的过程，这背后涉及到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状态，等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民主选举在西方已经是不言而逾的事情，但在中国未必就那么有效，很多情况下赋予你民主权力，运用起来甚至南辕北辙。一次饭局，一个电话就可能改变你手中选票的投向。可能有人说，潜规则确实害人，我们应当采取公开竞选，问题在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设计出符合我们自己的程序规则，这条路还很漫长。
道路艰难，但曙光已现。这是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高举反腐大旗，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努力转变工作作风所致。比如，十八大以来有18位省部领导落马，有境外媒体分析，2014年中国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打。这些都彰显党中央的反腐决心，同时提振民心士气。中国社会科学院26日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3)》，城乡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达74.5%至76.7%之间，这就是很好的佐证。所以，真正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要走得路还有很长，但只能我们对中央有足够的信任和必要的耐心，并且不断积聚更大的正能量，光明前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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