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公务员收入问题，成了官民议论的一个热点，有为公务员叫屈的，也有间接为“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的执行表功的。在我看来，不论是官是民，不少人的谈论都缺乏常识：包括近日广州市“两会”上“高官”和代表委员的发言，也有不靠谱的说法。
我想，议论公务员收入的高或低，其判断应当有四大前提，或者说应基于四条常识(四大共识)。
其一，公务员的薪资多少说到底应由谁决定？公务员也是众多职业之一，从根本上说，工资(劳动力价格)理当遵循劳动力市场的定价原则：由劳动力(包括智力脑力等)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
据报道，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深有所感地说：“大学生当公务员一个月才两三千块钱。”又说：“我过年回老家，镇上的书记干了20几年，工资才两千多，还不如一个泥水工啊……”那他们不要去当公务员、去当镇委书记，去当泥水工呀！如果自己老了不能改行了，愿不愿叫子女去当泥水工？珠三角的农民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3年前，10多年间工资涨得很少，不仅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所谓经济学家张五常之流认为很正常，反对设最低工资线，官员又有几个为民工叫过屈？
上述说法与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不能接受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家发财是一个腔调，什么“体脑倒挂”云云，好像从事所谓脑力劳动就注定该比“卖茶叶蛋的”收入高。其实，那时中国最稀缺的不是在体制内拿项目费搞研究的人，而是敢于离开体制自食其力和创业的企业家。
在发达国家，一个博士可能远不如一个矿工或露天作业的体力劳动者工薪高。原因很简单，那些工种要吃苦或有危险，无人肯干。有媒体曾报道，中国山东的电焊工在澳大利亚挣大钱。那是因为电焊工不仅要技术也要体力，远不如在写字楼和服务业就业舒适，本国人不想吃这份苦。
等“公务员热”降温到正常水平，再来谈论公务员收入高低，没人报考公务员了再加薪不迟。
其二，从程序上说，公务员的收入标准由谁定？当然不能由公务员(官员)们自己定。自己决定给自己加薪、加多少，岂能服人？理论上，凡是公共财政支出，都要经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审批。问题是，人大机关在编人员也是“公务员”，人大代表中有太多是党政官员，人大表决事实上只是一个使党政的决议合法化的“手续”。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要求公开，将所有公务员的薪酬标准和实际收入纪录，公示到网上，接受公众评论与监督。还要像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提议的，把高官的各项福利待遇标准也由法定并公开。
其三，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光明日报刊文说公务员10年没加薪。可是广州市说公务员是2008年加薪的；并说深圳、珠海公务员最近“调整”(就是提高嘛)薪酬了，所以广州也要云云。记得汪洋同志入粤主政时说，广东公务员的薪酬水平比江浙低得多，要实行工薪“倍增”计划。前几天湖南冷水江市公务员工资表“泄密”，人们感叹当地公务员月薪两三千太低。可是，2月20日广州媒体报道，佛山市南海区的村官年薪23万元(其中镇政府发基本工资6万、管理绩效年资7万，村居集体组织再给10万元)，他们也在嚷加薪，要加到每人一年40万元。
另外，同一地区，部门不同待遇也不同。税务局、海关的福利(包括免费或象征性收费的餐饮)，那不是收入？
还有所谓“公务员”，本来就是一个当代中国特色的混乱概念。上世纪就有人提出官员应当叫“政务员”，从事一般行政工作的才叫“公务员”(正如有些企事业单位把后勤人员叫“公务员”)；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官和吏之别。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要的是敬业、照章办事，维持社会基本的运作秩序，工作本来就不要多少创造性，本来就不要什么博士硕士学历，给他们高收入是浪费人力财力。
还有，官员到国企当高管那叫“下海”吗？能代表一般公务员的选择吗？
其四，先把官场的腐败与特权遏制和减少到群众可以接受的水平再说。不必讳言，人民群众“仇官”情绪有偏颇，但不为无因，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反对给公务员加薪。
说人们“仇官”，其实仇的是腐败，仇的是特权。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虽严，一时也有成效，但很难说就管住了，能管多久也大有疑问。官员公车清理、超标办公室清退阻力甚大，公车喷字都实行不了，换上私家车牌照样公车私用；吃请可以隐蔽进行；行贿受贿更是天知地知的事。公务员的特权，儿子孙子优先上机关幼儿园，厅级以上干部医疗占有大量财政支出和医务资源，“公务员集资建房”，诸如此类清理了吗？
报道说，在广州市委书记为公务员工资低叫屈时，“‘还没有五险一金。’一旁的市财政局局长袁锦霞笑着补充。万庆良也笑了”。我感觉，袁局长的玩笑开过了头，一点都不好笑：公务员不用从工资表上扣“五险一金”，退休金却远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只要不犯罪和大错，也不会被解雇而失业，享受相当高比例公费医疗，居然得了便宜说这种风凉话，岂不是讨人憎？
补充说一下，公务员加薪对我们家有利：我太太是退休公务员；我是“参照事业单位”退休待遇的“老人老办法”受益者。咱这里只是讲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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