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最近语出惊人，“我们也不要鼓励我们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由是，又掀起一轮读书或者说读大学有没有用的讨论。越来越多观点认为，如果没有用，就不要鼓励农村孩子去上大学。
其实不光存在不鼓励农村孩子去上大学，即便在城市，家里贫穷的人家，也有不鼓励孩子上大学的。甚至，城市里家庭条件不错的，也有不鼓励孩子上大学的。譬如去年《成都商报》有一个报道，成都一女孩考上本科，他父亲说却算了一笔账：读4年书花8万元，如果打工至少挣8万元，捡垃圾都比读书强。他宁愿出钱资助女儿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万学费进去打水漂”。
读书、读大学有没有用？这个讨论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将读书与找工作赚钱联系起来，将读书进行投资——收益分析，这没有什么错。我读过美国财经作家爱德华多·波特写的《一切皆有价》一书，作者以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社会中一直以来为大家关注的恒久命题，比如商品、生命、幸福、工作、女性、信仰、未来等等，用“价格化”办法去观察，发现“一切皆有价”。
理论上，一切皆有成本，故一切皆有价格，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比如免费)。既然连生命、幸福、信仰这些在我们看来崇高的、不可亵渎的事物，都可以无情地“明码标价”，读书上大学理当可以进行价格换算。否定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将读书视为不食人间烟火一般高洁飘渺，那也是不实际的。
换位思考，一个贫困家庭供一个孩子读大学，当然希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如果“毕业即失业”，就是投资不能产生预期收益，意味着投资失败，这对投资行为是一种负激励，我们完全能理解一分一厘来之不易的家庭对这种失败的“难以承受之痛”。
问题的难处在于，对读书如何定价、以何种方式定价，却是一个异常困难的事情，它直接关系人们对读书有用与无用的判断。如果单纯以物质为判断准绳，事情会简单得多。然而，价格无法活在真空里，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都会参与其中，都在发挥作用，使判断变得非常复杂。那么，我们既然要算算读书这笔账，就既要算物质收益，也要算精神收益，既要算有形的收益，也要算无形的收益，既要算毕业时点的收益，更要算这笔投资在人一生中的收益。
倘若读书对一个人来说，既难以有较好的物质收益，而且还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那确实没有必要投资。倘若读书对一个人来说，即便短时难有较好的物质收益，但读书本身给他极大的快乐，那么，谁又能预料这快乐带来的动力，会在以后给他什么样的回报？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父母却不支持他上大学，理由是“读书有什么用？家里这么穷，你就该跟哥哥一样出去打工！”，结果这位“90后年”的农村孩子为了上大学，到工地“搬砖”圆自己的大学梦。
那么在这个农村孩子的心里，他就认定了读书在他的计算里是划算的，至少在精神收益上是划算的，比如人格的锤炼，素质的修练，知识、能力的积累，我们不能以找不到工作，或不加深思的“读书无用”，就否定读书和大学教育的价值。
有研究表明，接受更多的教育，积累更多人力资本的人，总体上要比接受更少的教育要获得更多的收入。作为普通人，如果我们没有条件做一个“例外”，还是应该理性地选择具有普遍可靠性的办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投资”行为。当然，政府有责任创造公平的投资机会和投资环境，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按自己的条件和偏好来进行“人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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