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帆
从锁眼里偷窥贵族的生活
朱利安·费罗斯(Julian Fellowes)年过花甲，终于戴上了贵族的头衔。他是英国著名编剧、影视制作人、作家，作品颇丰，为电影《高斯福德庄园》写过剧本并获得2002年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由他创作、编剧、担任联合制片人的肥皂剧《唐顿庄园》第三季在英国刚刚播完，正在美国热播。《唐顿庄园》在2010年秋天首播，很快红透全球，转播权卖到了100多个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创下收视纪录，收视率超过热门剧《广告狂人》。这部剧的第一、二季剧集拿下了艾美奖、金球奖的数个重要奖项，被称为英国电视史上最成功的时代剧。
费罗斯的创作都以贵族生活为主题，《唐顿庄园》虚构了生活在英格兰乡间的世袭贵族格兰瑟姆伯爵家族，还有一群伺候他们的仆人。整部剧的故事开始于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家族继承人(是表亲，不是伯爵的三个女儿)死于海难，引起家庭内部关系失衡。第一季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后结束，第二季时间段跨越整个“一战”，第三季则进入了咆哮的20年代。第一季引起了全体英国人的集体怀旧，突然之间，律师、失意的艺术家、全职妈妈、自由主义分子都发现自己与《唐顿庄园》产生了共鸣，连威廉王子夫妇都是热心观众。这部剧带动影视业拍摄上流社会题材的风潮，代表性的作品是BBC翻拍的上世纪70年代经典电视剧《楼上楼下》和电影《故园风雨后》。
费罗斯在电视剧里演过伯爵，2011年1月他被加封为终身贵族，封号为“西斯塔福费罗斯男爵”(Baron Fellowes of West Stafford)，顺理成章地进入别称“贵族院”的上议院，成为保守党上院议员。2011年圣诞节，特别版《唐顿庄园》收视率击败肥皂剧常青树《东区人》。“推特”一代居然对刻画陈腐的阶级体系的电视剧充满浓厚兴趣，为什么？电视剧和观众、评论界的蜜月期结束，《唐顿庄园》开始饱受争议。
《唐顿庄园》剧照争议和批评的焦点在于，这部电视剧过度美化了贵族和阶级秩序。格兰瑟姆一家多愁善感，男主人会严厉责备出身中产阶级的马修不应使唤仆人服侍他穿衣。阶级体系让庄园里下层的仆人们受益，厨娘患了眼病，主人送她去医治，并承诺为她养老；有酒精依赖症的管家酗酒，也得到宽恕；在家长制的管理下，仆人们安于其位，都很幸福。种种玫瑰色的情节唤起了人们的怀旧和乡愁，但令人生疑：观众迷恋楼上阶级的华服、书房，无需感受漂亮长裙里紧身胸衣压迫造成的痛苦；感慨富有人家的美德，完全忽略了那个时代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绝大多数英国人的生活中缺少卫生设施，远谈不上舒适。
一年前去世的英国口述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1931～2012)出生、成长在一座大庄园里，家里仆从成行。他采访了8位把他带大、多年服务于他的仆人，并和心理学家分析他们的口述，写成著作《追寻过往》(In Search of a Past)。弗雷泽书中涉及的年代在“二战”之前，恰好与《唐顿庄园》的时代背景相吻合。他的著作揭示了一个现实：仆人就是家庭的附属品，价值等同于一件时兴的家具。雇仆人远不只涉及家庭财政，甚而是阶级体系的表现，而主仆关系又主宰了仆人们的生活，这就给主仆之间埋下了情感雷区，双方内心都充满了不满、愤怒、负疚的情绪，以及勉勉强强的责任感与义务。大宅子里楼上楼下两个群体的关系变得扭曲，每个人都被自己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困扰。
英国著名编剧朱利安·费罗斯(左)和妻子爱玛《唐顿庄园》的一个重要参考资料是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鲍威尔(Margaret Powell，1907～1984)的回忆录《楼梯之下》(Below Stairs)。这本书记录了鲍威尔少女时代做女佣的经历，直接启发BBC拍出经典电视剧《楼上楼下》。从鲍威尔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主人不认为“仆人是有情感、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是财产”。主仆之间过于密切无间的关系给佣人造成了紧张感和挫败感，并非仅靠提高工资和社会地位就能减轻。女仆给女主人的床上放热水袋，要准确地放在距床尾18英寸的地方；富有的那一方，仍旧愤恨不满，20世纪初有钱人最常抱怨“找不到正派的仆人，仆人们越来越叛逆，动不动就要挟辞职以达到涨薪的目的”。以至于短篇小说作家Saki写的一句话“那是个好厨子，像其他厨子一样；并且像其他厨子一样，她也走了”都成了名言。作家伍尔夫也对仆人头痛不已，感叹实在和他们无法相处，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自己做家务，倒也做得不亦乐乎。
反讽的是，1969年BBC拍《楼上楼下》时两位主创的灵感是，她们认为那个时代的影视剧粉饰了劳动阶层。楼下的人都痛苦、扭曲、吃苦耐劳、手上长满老茧，楼上的人都暴力、虚伪、邪恶、恐怖？这是陈词滥调。费罗斯也认可这个观点：“我们并没有对仆人们屈尊俯就，以恩人自居。我们没有丑化他们。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家族是贵族就说他们自私、虚伪等等。”
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批评英国电视业沉迷于拍年代剧，擅长搞文化恋尸癖，往往戳中观众泪点，诱发怀旧病。当代观众不但已经分得清伯爵和公爵的区别，还为之欢喜为之愁，旧时仆人从锁眼里偷窥主人的生活，《唐顿庄园》将这个行为浪漫美好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吉尔(A.A.Gill)也说，《唐顿庄园》不过是让“国民托管组织(英国保护名胜古迹的组织)感伤，华丽的服装迫使观众产生卑微、窘迫，让我相信我生活的国家是假造的”。这样的电视剧在充斥着自由主义分子的传媒和艺术界引起了反感、不安：难道这100年来，英国人未从阶级偏见造成的不平等中吸取教训吗？
势利眼拍出“势利剧”
沙玛讽刺《唐顿庄园》将“势利盛在一个镀银的汤盆”里端了上来，奴才相十足。小报添油加醋，说费罗斯是“英国最势利的人”。费罗斯的“势利”有据可查。《旁观者》杂志的社交专栏作者Taki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宴会小插曲。某个宴会上，坐她旁边的绅士说：“我妻子是肯特公爵迈克尔王妃的侍女？”如此开场白，两边的人立刻知道了：哦，你一定是朱利安·费罗斯！Taki写道：“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但是为了不显得粗鲁，我没吭气。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在吹嘘还是在抱怨？’”
英国媒体给费罗斯描画了一个“暴发户形象”，不是贵族出身却如此痴迷这个阶层，不仅写贵族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和小说，还千方百计想挤进去。他自己也有他笔下人物的那些自我意识、阶级焦虑。2004年他出版过一部小说《势利眼》(Snobs)。女主角是引领时尚潮流的女人，在伦敦一家地产中介工作。利用职业之便钓得金龟婿，嫁入真正的豪门后，她就露怯了。她闯入的这个世界，人人都知根知底，男人都是校友，通奸见怪不怪。费罗斯不打算嘲讽、抨击势利眼，也看不出对女主角有什么同情。他给出道德训诫：“看到了吧，一个人超越自己的阶级范畴选择结婚对象，都发生了什么？”
费罗斯就结了门好亲事。他的妻子爱玛不仅是女王堂弟媳、迈克尔王妃的侍女官，还是世袭基奇纳(Earl Kitchener)伯爵的侄女。基奇纳是个赫赫有名的姓氏。第一世伯爵名叫霍雷肖·基奇纳(Horatio Kitchener，1850～1916)，做过大英帝国的陆军元帅、印度的英军总司令，乃残暴之徒。1898年他率领英国、埃及联军远征苏丹恩图曼，大规模使用马克沁机枪，杀死1.1万名苏丹士兵，英军伤亡人数只区区23人。基奇纳少将“感谢上帝让英国人没有流太多血就取得了胜利”，但是参加了此次战役的丘吉尔在其著作《河上的战争》中视惨状为十字军东征时的大屠杀。他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极为气愤，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两年后爆发布尔战争，基奇纳发明集中营，关押了数千名妇女和儿童，又一次出名。凭借战功，1902年他被封为子爵，1914年被赏赐伯爵爵位。他的形象做了最著名的征兵海报，上面有口号：“你的国家需要你。”
爵位世袭到爱玛这一代，因为家族里没有直系男性后裔，已经94岁的现任基奇纳伯爵一旦去世，贵族头衔就会终止，而爱玛是女性没有资格继承。对此，费罗斯公开发表评论说：女性不能继承贵族头衔“令人无法容忍”。他是以妻子祖先为荣的，把“基奇纳”作为中间名，改名为朱利安·基奇纳－费罗斯。
批评者指出，反省帝国殖民史，基奇纳不是战争罪犯吗？他鼓动年轻人当兵，其实诱骗了数百万青年在战壕里毫无意义地死去。在基奇纳伯爵统治苏丹、印度的时候，妇女不仅没有继承权、选举权，甚至连受教育权都没有(包括上流阶层女性)。今天费罗斯大谈女权，动机可疑可笑。“他写《唐顿庄园》、大发白日梦的时候大概没有意识到，1912年他妻子压根儿别想成为‘厨师’女伯爵(‘基奇纳’与‘厨师’是同一个词)。”
费罗斯鼓吹废除“长子继承制”并非毫无意义。英国王室今年将添丁进口，如果凯特王妃头胎生了女儿，小公主是否要把继承王位的优先权让给弟弟？如何推动议会修改“长子继承法”？费罗斯被人嘲笑是因为他坐而论道，书生的迂腐气十足。《新政治家》评论《唐顿庄园》提到：“费罗斯耍嘴皮子提到的所有社会变革都是世界大战导致的，他塑造的劳动阶层角色会说这样的台词：‘正因为你是老爷，你就以为你想对我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评论指出，这种孩子气的、势利的思维无益于推动社会变革。
“较高阶级的较低层级”身份
费罗斯自小生活优裕，但没奢侈到“仆从环绕”。他父亲出身较高的阶层，曾任英国驻埃及外交官，后来做了壳牌石油公司的总裁。1949年他出生在开罗。他母亲是中上阶层，祖先是商人和农民。虽然父亲家族没有贵族封号，但这桩婚事让他父母遭受了巨大的家族压力。婚后多年，夫家仍对他母亲流露出轻视。“生了4个儿子后，情况已经变得很好了，她仍然会有随时被解雇的感觉。我很忧虑，作为小孩，我很困惑。长大了，才真正明白。”父亲的姑妈们日后成为费罗斯剧中老贵妇的原型。“什么是周末？”《唐顿庄园》里，麦格·史密斯扮演的老伯爵夫人说的这句著名台词，直接来自他的一个姑婆。老太太还告诉他，一个真正的纨绔子弟必须是不张扬的，而且应对他自己的纨绔生活略感不适。
到上世纪50年代，老管家退休后，姑婆们再也雇不起也雇不到佣人了。她们喜欢向他追忆往昔生活的细节，在费罗斯的创作中处处可以看出他对上流家庭生活细节的痴迷，表现得非常精准。拍《唐顿庄园》的某个场景时，他看到桌子上有杯水，立刻让人拿走。他说，贵族是不喝白水的，他们只喝茶；而且“一杯白水”对于贵族太摩登了。《唐顿庄园》的内景地是伯克郡的海克莱尔城堡(Highclere Castle)，外景地却在牛津郡，因为那个村子的道路没有画上当代交通的标志双黄线。这一点，费罗斯像伊夫林·沃、菲茨杰拉德，离他们书中主人公无忧无虑的生活足够远，在描写时能对其赋予些悲观色彩，同时离那样的生活又足够近，让他们的描写令人信服。最重要的是，“较高阶级的较低层级”身份能让费罗斯有空间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几档。在戴上终身贵族头衔之前，他早就是伦敦高级俱乐部的成员。他是坚定的保守党党员，曾为保守党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写过演讲稿，2011年他获皇封是由现任首相卡梅伦提请的。这样的政治资历在同行中极为罕见。
费罗斯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大学在剑桥学英语文学。他加入了剑桥著名的戏剧俱乐部，决定以戏剧为职业。他在戏剧界的运气远远不够，晃荡了30多年也不被接纳。“我不漂亮，没有封号，也很穷，我就是那种随时被抓来救场的小龙套。”伦敦戏剧界的重要级人物，比如品特、雷德格雷夫(Redgraves)家族都是左翼，深刻影响了英国戏剧界的氛围。费罗斯说：“我对浪漫的社会主义并不感兴趣。以前觉得它很做作，如今仍然觉得它做作。”作为保守党党员，他总有罪恶感，为了躲避，上世纪80年代初他前往好莱坞发展。好莱坞宣传机构的说教更让人无法忍受，为罢工、无家可归者的募捐行为甚至发展到了后台。他从不响应，加上只能演小角色，混了两年一事无成打道回府。他破产了。他回忆那时睡在出租屋里，“潮气渗透了四面墙”；担心养不起妻子和家庭，他迟迟不敢结婚。现在他可以欢呼了，他娶了基奇纳伯爵的侄女，在多塞特郡乡下有了庄园，格温妮斯·帕特罗版的电影《爱玛》就用了他家做拍摄场地——足以给那些认为他的风格不适合戏剧界的人一记重创。
走投无路之际，费罗斯发掘出自己在角色安排、对话设置方面的专长，开始往编剧、写作方向发展。上世纪70年代他取了个类似“雪米莉”的女性笔名，出版了一系列言情小说。投出的剧本屡屡被拒。终于他等到了1999年，好莱坞导演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想制作一部反映英国上流阶层的电影，费罗斯构思了一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大纲：30年代的英格兰乡间大宅里发生了一桩谋杀案，凶手是宅中主仆中的某人，破案的过程中各阶层成员展示出各自内心世界。他的大纲被选中，就是后来颇受好评的《高斯福德庄园》。费罗斯也成为明星编剧，同时他认识到，英国社会至今存在的阶级、贵族制度是个金矿，足以让全世界着迷。大器晚成的费罗斯此后成绩斐然，编剧、导演、制作了电影《分道扬镳》(Separate Lies)、《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名利场》、《致命旅伴》、《穿越时空的古宅》，电视剧《泰坦尼克》，音乐剧《欢乐满人间》。
功成名就的费罗斯理解贬低他的人，“他们那么写是因为他们必须得写点什么”；但他“真的永远不能理解，他们批判我势利”。势利不是笑话，与基奇纳家族关系密切的丘吉尔有段逸事可以鼓励朱利安·基奇纳－费罗斯。“二战”初期，丘吉尔在议会中孤立无援。出身低贱的德国将军隆美尔率军侵占北非后，下院议员奈·贝文(Nye Bevan)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阁下谁能说，隆美尔如果生在英国，他能不能晋升到军士以上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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