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如果有过医院看病经历、尤其是有过住院经历的人，都会感叹看病难：任何一家三甲医院，几乎不分科室到处是病人。
为什么看病会难？很多人说这是因为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太多，大量非本地户籍人口无序进城使得医院拥挤不堪。以上海的新生婴儿为例，2013年底全市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9.62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出生10.52万人。将近一半的新生婴儿都是来自非户籍人口，这自然会让那些户籍人口感觉到就医难和床位难。在这种情势下，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就成为很多城市居民经常发出的呼声。
但是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就会降低特大城市医院的拥挤程度吗？这可能是有疑问的。需要指出的是，和公共交通、教育和养老等本地化的公共服务不同，医疗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针对本地居民。如果我得了某种疾病，而国内治疗该种疾病的最好医生或者医院是在北京，如果经济允许，那么我就会选择到北京就医，而不是在上海。换句话说，即便是控制了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多时候医院还是挡不住来自外地的病人。事实上，当我们说医院人满为患时，主要说的是三甲医院或者特色专科医院，社区医院的门诊并不紧张——因为外地人并不会到特大城市的社区医院来看病。
当然还有人会说，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多设几家医院，让各地医疗水平更加平均？这样既可以避免让病人东奔西走，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城市医院的紧张程度。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也不可行。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农村人要想到三甲医院治疗疾病，必须要到省城或者至少地市级城市。那么，是不是在县城也可以设一家三甲医院呢？当然可以。问题是如如果一个小县城开设三甲医院，其治疗费用可能比省城还要贵——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这会使单位人口的医疗费用激增，最终的结果是农村人口也享受不了如此高昂成本的医疗支出。但是城市里的三甲医院就没有这个问题：城市有着庞大的人口，将会降低单位人口所负担的医疗成本。
既然不能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同时又不能在各地大规模兴建三甲医院，那该如何缓解看病难问题？在此，我们不妨以城市住宅市场的发展反思下目前的看病难问题。
以上海为例。根据《2013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年末，该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4.4平方米，折合人均住房居住面积17.5平方米。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均是包括所有常住人口，而不只是户籍人口。尽管平均数不能说明每一个居民的居住条件，但是从纵向比较，这种变化是巨大的。
在1998年以前，住房一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大城市的老大难问题。统计资料表明，1949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是3.9平米，1981年4.2平米，1992年是6.9平米，1995年是8.0平米。为什么在前三十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是增加了0.3平米？而在1995年到2013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住房面积会增加了3倍？更有意思的是，1949年上海的人口约为500万，而2013年滴则为2415.15万人。从增长趋势来看，从1995到2013年住房面积改善最快的20年恰恰是人口增加最多的年份。
为什么住房问题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缓解。很重要的原因是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房子成为可以由市场供给的商品，而不再是由政府和单位分配。市场的激励一旦启动，短缺现象再也不是普遍现象。一个可以作为作证的数据是，从2000年到2012年，城市住宅施工面积从4263.50万平方米增加到了8315.68万平方米，增加了几乎一倍，而投资额也从408.82亿增加到1451.94亿元。很显然，这里绝大多数的投资都是由房地产公司——也就是私人公司进行，政府不再在这里领域唱主角。
换句话说，房地产市场的兴起让住房不再成为难事。尽管目前还有很多人会在抱怨房价贵，但这已经不是一个短缺经济，只要有足够的购买力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中意的房子。而近段时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来看，绝大多数城市出现了房价下降现象，17年不到的时间，住房就已经从短缺变为过剩，这可能是很多大城市居民所无法想象的一个现象。
但是在医疗市场，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还是以上海为例，从1978年到2012年，我们惊讶的发现，每万人口医生数从40人降到23人，而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也从44张降到38张。尽管医生人数和医院床位数都有增加，显然还是比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
于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为什么人均住房面积会增加，但是每万人医生数量和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却在下降？或许有人说医生人数增加不大是因为医生是需要专业培训，因此增长缓慢。但是建筑师、设计师何尝不是专业人士？为什么建筑师就能与房产市场的发展相契合？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住房市场实现了市场化，而医疗则是处于高度的政府管制，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导致供给赶不上人口增长。
那么，解决目前就医难的出路在哪里？放松准入门槛，通过市场化改革可能是唯一的办法。当我们说国家要重视医药卫生事业时，并不意味着要国家包办一切，而是指国家要创造条件，让那些想从事卫生事业的机构和个人进入这个领域。而且古今中外的无数经验业已表明，让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事业，并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相反，会有大的改进。100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进入中国，给中国贡献了中国最优秀的医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台塑集团进入卫生界，给台湾带来了最有效率的医院——长庚医院。
城市居民的居住面积因为1998年的住房市场改革而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目前的供不应求的医疗市场，我们可能也需要一场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主体来增加医疗市场的供给，而不只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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