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官员落马，凡涉及到搞男女关系的，在通报时，都使用了“与他人通奸”的字眼。
当我第一眼看到“通奸”字眼时，被吓了跳。通奸是指已婚人士自愿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现在已不是犯罪行为，中国《刑法》及相关法律中都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根据我对历史的了解，在古代，通奸、尤其是官员通奸是相当严重的犯罪，各个朝代都有程度不同的处罚。
现在这些通奸的官员如果生活在周代，依照当时的法律，会被“没收作案工具”——施以宫刑。如果生活在秦汉时代，普通人通奸，男的被罚去为国家修城，女的被罚去为国家舂米，而这些官员通奸，则按强奸罪论处，那基本上是死路一条。
这些官员如果生活在比较开放的唐宋时代，也仍然不是那么好过，普通人通奸男女各判刑一年半，官员则“加奸罪一等”。要是这些官员生活在明清两朝，就要在唐律的基础上，再罪加一等。要是遇到朱元璋这样对官员通奸尤为憎恨的皇帝，说不准临时命令，没收官员“作案工具”或是取了官员人头都是可能的。
翻阅历史我们还会发现，至少从唐代开始，规定官员不仅通奸犯罪，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与妇女通奸，对不起，罪加一等，降职除名。到了清代更是规定官员和自己部下的妻女有奸情，即“官吏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现在没有这规定了，常见一个领导被诊出性病，整个单位的女人都慌了神，急着去看病的荒唐景象。
再有一点，古代鼓励对通奸者用私刑，捉奸在床的，可以直接打死奸夫淫妇而不负刑责。所以，我们常在影视剧中看到，通奸双方被家族浸猪笼沉湖，朝廷并无问责。
古代为什么要对官员通奸的要求和处罚比普通百姓严格得多呢？因为“君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员有激浊扬清，带头在道德上以身作则和遵纪守法的义务。同时也从对官员两性关系上更加严格的要求看得出，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权力是最好的春药”的道理，所以想方设法杜绝官员以权谋色、权色交易，防止官员通过权力来掠夺“性资源”，才会对官员有高于常人的要求，通过严格的法律和道德惩罚，让官员管好自己的“下半身”，要求他们不能与自己部下的妻女(那时极少女干部，不然手就伸向女干部了)，不能与自己治下的民女通奸，官员及其家属不得在治地纳妾。元代更严，禁止官员与在押犯人的妻妾通婚，甚至与其治下的民女通婚也不允许。
当我们回顾历代对官员通奸的严厉处罚会发现，现在的官员实在是太“性福”了，凡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女色，他们似乎都可以渔猎，也有人心甘心情地以色奉献、以性贿赂，甚至有几个官员共享一个情妇的奇葩之事。试想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权力，可以影响他人的利益，可以交换他们手中的利益，谁会愿意主动献身和进贡呢。是权力这副春药起作用，官员管不好自己的小弟，通奸之事由是屡见不鲜。
虽然现在通奸已作无罪处理，法律已奈何不了官员们通奸，《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虽然对官员生活作风问题有认定，也只是作党内处分，这些都不足以对官员形成有力震慑。于是中共借助社会道德力量来向官员施压，使用“通奸”这样的字眼，意在借助历史的、社会的道德力量，来批判官员的不道德行为。
这固然表明中共反腐和加强吏治的决心，发出对官员失德零容忍的信号，但是，如果通奸受到的处罚疲软，词语的转换对官员来说，并不能形成质实上的震慑。这种词语的转换无非是用一种“强烈谴责”代替另一种“强烈谴责”，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生活作风问题”在过去是相当严厉的定性，一个人有了“生活作风问题”，男的被冠以流氓，女的是破鞋，游街示众，开批判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歧视，永远不能翻身。官员要是有“生活作风问题”，势必跌到人生的谷底，前途命运就到此为止了，永远抬不起头做人。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将“生活作风问题”视为天大的问题呢？同样地，又有多少人会通奸给予毁灭性的道德、舆论打击？
现在反腐重新祭出通奸，已经无法重现当年人们对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人人喊打的局面，形成可怕的道德、舆论震慑；也不好反文明而行，再将通奸入罪。那么，企图用一个空洞的词语来代替另一些空洞的词话，效果恐怕有限。当反腐变成一种“文字游戏”时，说明反腐已缺乏行之有较的手段，或者说，不治本的反腐令治标的反腐黔驴技穷了。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