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辞职的信息公开问题上，有些官员已经走在了政府的前头。 7月15日，浙江平阳38岁副县长周慧的辞职感言在网上走红，他在这份发表在QQ空间、随后自己删除的千字感言中说，“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他还有意无意谈到，辞职从进入议事日程到最后获批足足花了1.5个月：“对于长期在体制内生存的人而言，并不讶异效率的低下，这仅仅是整个官僚体制的具体表现”。
恭喜周慧，即将过上想要的新生活。在辞职感言中，他毫不掩饰这份喜悦：“这一刻，仿佛云淡风轻，自由的气息似微风拂面。”然而，官员辞职毕竟不同于普通公民换工作，在离职手续完结之前，除了个人的情感抒发，还有无法闪避的公共责任。尽管，普遍仇官的网络舆论中有一些点赞的声音，但以下反讽同样被大量点赞：“辞官成功等于安全着陆了”、“捞够了，赶紧撤，免得夜长梦多，没时间转移资产”。官员辞职不该让民众打哑谜，留下太多的问号，引发太多不良猜测，无论对辞官者还是政府部门，都是不得体的。
公务员是一个特殊职业，政府本身不产生利润，一切供养来自于纳税人，而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在信息披露匮乏的情况下，网民对辞官者进行贪腐上的有罪推定，是不可避免的。比起业已辞职的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等，副县长这一级别的“官”实在微不足道，但也不能把芝麻官不当干部。官员辞职应该有一个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俾便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据说周慧有很多亲友在国外经商，他会不会是裸官呢，此类问题民众很感兴趣，而且是越回避越说不清楚的敏感问题。
官员当然有权利重新选择职业，公务员队伍有进有出，也有利于激活体制的活力。公务员入职竞争激烈，考试层层筛选，入职前更有“政审”，防止政治上不合格的人员混入公务员队伍。参照这个模式，对辞职官员应当进行公正公开的离职审查，防止贪腐官员巧借辞职安全着陆。审查应该包括辞职的原因以及辞职后的去向，是个人原因还是体制原因总要探明，更要防止其辞官后从商引起不公平竞争和腐败问题。
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即所谓“三年两不准”，但它能否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不免令人担忧，比如武汉市原发改委主任徐进辞职下海后，其去向一时成谜，在任官员拒绝透露。
针对辞职官员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还是辞职审计。对离任的党政干部有离任审计的制度设计，辞职官员也应该审计，审审过去有没有违纪违法问题，财产是否和收入相匹配等等，对辞职的裸官更该严格审计。自杀是另一种“辞职”，却鲜有对自杀官员的身后审计——至少在公开报道中罕有所闻。也因此，官员自杀经常被网民解读为贪腐小集团的弃车保帅之举。
“周慧主动辞职”之所以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原因有二，一是当事人主动在网上进行“信息公开”，二是官员主动辞职让仇官情绪找到了一个借以表达的出口，网民总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官员的贪腐行为。尤其是在打虎拍蝇成效显著的2014年，打虎连续剧看多了的网民，通过媒体或多或少窥见了一点腐败官员结党营私的“门道”，而金额上亿、烧坏点钞机的贪腐案件，不断刷新网民对贪腐金额及利益输送的认知。
公众先验地认为官员所得甚多、腐败机会多，这是副县长辞官引发热议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人们会问：“待遇”这么好怎么还辞职？厦门大学教授张光研究发现，中国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人员的平均工资，大体比企业人员高了20%，而广东公务员的相对平均工资水平，最高时(2005年)比企业多50%，近年仍旧多近30%。这还不包括公务员的各种“暗补”、福利、灰色收入甚至寻租机会，公务员考试年年火爆有其内在的利益指挥棒。一个基层官员(人民公仆)辞职换工作，本来是现代政府很常见的个案，如今却发酵成为一个关注度很高的大新闻，且媒体广泛关注之后诸多信息仍不见披露，这是现代政府该有的正常现象吗？
本文刊登于2014-7-21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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