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纪委宣布消息，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据统计，这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宣布进行调查的第12个副省级以上的政协官员。
另外11人，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达球、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阳宝华、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天津政协副主席武长顺。
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已有39人，涉及党政军、人大、政协等多个领域。此数据，不包括华润宋林等落马的国企高管。其中，政协领域12人，副省长7人，党政一把手5人，中央部委6人，另有人大省副主任3人，省委秘书长1人，省委统战部长1人，享受副省级待遇的省文联主席和副省级干部各1人，省委副书记1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1人。
统计显示，政协成为落马高官最多的领域。
虽然落马副省级官员的具体违法违纪行为，至今尚无具体的官方说法，有的甚至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家应该不难接受，那就是落马的政协官员中，绝大多数人涉嫌违法违纪的行为不是在政协任职时发生，而是在任前一个或几个职务所发生的。
人大、政协，一般被当作年龄达到一定标准的实权派官员退居二线、解决待遇的安置性职位，实权远不及原来。权力小，面临的诱惑少，犯错的机会自然也少。相应地，自我保护的能力就减弱。
对政协官员落马多的现象，曾在中纪委任职的反腐研究学者李永忠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官员如果不干净，退居二线后就像屁股离开马桶，臭味很容易就飘出来了。”
上述判断，与有5名党政一把手落马这一事实看似不符。细究之下，其实相符。12名政协官员的前一个职务，大多数是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如省委书记、地级市市委书记等。他们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大多是在这些实权岗位上发生的，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在担任一把手时即便有违法违纪行为，也难以得到查处，往往是退居人大政协后才被查处。
如7月24日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2013年，他不再担任地级市衡阳市的市委书记，升任省政协副主席，成为副省级官员。根据官方通报，童名谦的问题，就出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通报称，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对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
比如苏荣，2013年3月，卸任江西省委书记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2014年6月，中纪委宣布其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接受调查。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仅一年多时间，他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在担任省委书记期间的可能性较大。
从腐败案的发展规律看，腐败行为的发生到发现均有一个时间过程，也就是腐败行为有潜伏期。腐败行为的暴露，因此一般具有滞后性。担任一把手期间的问题，往往会在其卸任一把手、实权不如过去时才暴露出来。在一把手的位置上落马的几率，要远低于在人大、政协副职的位置上。
另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中，副职占绝大多数。39人中，党政一把手只有5人、中央部委一把手1人，其他大多是副职。这一数据，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职副省级官员的权力空间也很大，容易成为资本寻租的对象，但和一把手比较起来，受到的监督相对更多。
一把手犯事多，但任职期间难以暴露，往往是在退居政协后暴露出来，说明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十分突出。
因此，仔细分析十八大至今落马的39名副省级以上官员，给我们的反腐启发是，腐败高发的症结，应该是权力结构出现了问题。因此，反腐要治本，必须从如何有效监督一把手的权力、如何解决权力过于集中入手。
在靠权威推动反腐的情况下，只打虎而没有有效约束权力的长效制度，一旦打虎的权威离去或者放弃反腐，各个山头又会出现一批新的老虎。只有实现相互制衡和监督，才不会出现一枝独大、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腐败才会相应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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