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后，和那些可爱的台湾朋友的聚会少了很多。北京有许多驻外记者，台湾媒体驻京记者则是最容易接近的，起码对闽南语比英语好许多的我来说是这样。几个月前，在台北永康街附近，我再一次见到了亲爱的赖锦宏大哥。
赖锦宏已经当了超过二十五年政治记者，过几个月他将从台湾大报联合报退休，准备环游世界。赖锦宏大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50岁的人，但50岁就可以退休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无比羡慕的事情。他驻大陆的时间比大多数今天活跃在各大市场化媒体的大陆纸媒的高管的从业时间要长，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登陆，去年李克强记者会上，他代表台湾记者提问。
除了赖锦宏外，中国时报的王铭义也是90年代开始驻京。新一代的台湾媒体人很难找到像王铭义、赖锦宏那样的记者，估计只有苦大仇深的社会才盛产优秀的记者，或者去一个苦大仇深的社会驻点。
当记者不易，一辈子当记者更难。两位前辈刚跑新闻时，蒋经国还可以像家长一样关怀2300万台湾人；他入行时的实习生已是其他媒体的总编，可他还在当记者。我好奇地问他们：“您会觉得委屈不？”他摇了摇头：“我起码很自由嘛。”
当然在大陆，那些优秀的报业集团里，也有许多“政治记者”。许多持有记者证的报社领导还拥有政治级别，许多大陆报业集团内，局处科级干部动辄上百个，作风和体制内其他部门无异。一些曾经批评这些弊病的记者编辑成为领导后，立马变得和他们曾经批评的对象一模一样。因此在这个纸媒纷纷期待转型的时候，我极为不看好任何体制内的“创新”——产权和所有制改革还未真正开始，却和西方社会一样，进入报业危机时代。从业者则更为悲哀，好日子还没盼来，安全感却已经消失殆尽。
最近上海报业集团虽然让圈内许多人内心“澎湃”，但终究只是兴奋剂，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的作者和他的同事们又有多少愿意彻底放弃所谓的体制内待遇？那个让朋友圈刷屏喝彩的产品的确已经算十分认真靠谱，但依然只是中国制度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未来若他能在资本市场大放异彩，能活下来甚至还算精彩，多半因由特殊的制度。假设有一天能上市，其对市场的影响顶多就像人民网上市一样。但离开这个假设，可能什么都不是，若牌照和采编权多市场放开，那些充满理想色彩的羽毛也会瞬间掉得精光。
传统媒体鼎盛的时期，一些辛苦打拼赢硕果累累的市场化媒体的沉没也许和互联网冲击有关，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被自己人毁掉，南方某报业集团的各大媒体的编委会已经退居二线了，党委(小组)全权负责后还不能有任何怨言——本质上，这些媒体也是党报，过去更像是承包给这些市场化媒体的推手们。即使这个手术不由体制来做，它的团队也会自己来做，熬过了深夜开选题会、烤串加啤酒的创业阶段，大碗喝酒大块分肉的收获季节，一定会有人亲自毁掉它，不管他是否是体制内媒体，因为如何奖励的困局，目前体制下根本无解。瞿优远和一点都不敏感的《体坛周报》的结局尚且如此，何况时政媒体。只要所有制上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媒体，无论姿态和外表看上去走得离体制有多远，脚趾头总会有一天被制度性这个铁板砸到。体制上的想象空间最终是一种错觉。
但更可悲的是真正的时政记者和时政新闻产品也只可能产生于体制内，比如卢跃刚和刘宾雁等，尽管他们对体制再有诸多不满，党报才是他真正的归宿——高待遇和低产出，在任何大陆市场化媒体都很难生存超过三月，以土豪著称的腾讯等门户也养不起，以这工作量，他们的KPI四个季度都会是D。市场化媒体的时政记者受到的尊重和拥有的待遇远比财经记者，甚至比娱乐记者都差。今天每况愈下的市场化媒体，最后的结局可能是富士康，卑鄙点的会成为类似恶意做空的公司那样的软文机构，不是苦逼就无耻，所谓能长期坚持的理想主义者，除非家境殷实，大多人得靠想象中的敌人在眼前不断作恶或者人类的未来近在咫尺才能维持热情。
因此这让我更加羡慕那些台湾前辈，他们也曾因为转型期制度变革而迷失，但终究在社会正常里获得了较好的归宿。
纯粹的政治记者在华人社会本身就很少。那个在1949年为了接自己漂亮的老婆，毅然从香港飞回昆明，此后被新政权关入大牢的陆铿或许是个特例，起码在风流这一优点上很符合优秀记者的标准。从1950年一直到1975年，除了曾短暂出狱三年外，这位民国著名记者在牢房中共计渡过了22年的光阴。无论是其出狱前后采访或者交往的胡耀邦、蒋介石麦克阿瑟、马歇尔、德国空军元帅戈林，亦或是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汇美金，并在蒋介石面前痛阵利弊，还拒绝透露消息来源时，都极为帅气，也获得“永远的记者”的美誉。而1948年，民国副总统宣战中，他是于佑任的发言人，在讲台上与竞选对手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PK，唇枪舌剑，风头劲健。
除了陆铿的例子外，解禁后的台湾也给了许多政治记者实现理想的机会。比如苏正平先生和胡元辉老师都曾是 《自立晚报》 的总编辑，这份台湾第一份中文晚报一向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为口号，即在“政治上不倾向任何党派，也不妥协于任何财团或势力”团体自许。自立系培养了许多台湾媒体工作者，除了苏胡二位外，《台湾日报》发行人颜文闩、公共电视公司总经理李永得、《中时晚报》社长陈国祥、中天电视台总编辑吴戈卿、中华电视公司总经理徐璐等人。王铭义老师也曾在自立晚报担任过记者，现在他更像是一位两岸关系的记录者，活生生的两岸关系维基百科。
苏正平后来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受邀担任“新闻局局长”，党政军推出媒体便是他主导。上次在台北，还参观了他的新事业。他创办了新头壳这个新兴的网络媒体，为了保持独立性，这个网站不接受大额捐款，只接受多数小股东的赞助，看起来像是NGO，苏先生则称其为“社会事业”。胡元辉老师则在中正大学传播学担任副教授，他还参与了一个叫wereport的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新闻众筹，号称是台湾首个非营利调查报导媒合与产制平台，期望透过大众的资助及参与，呈现出不受资本和权力制约的报导——哪怕他们从政从教，看起来依然像政治记者。
有关政治记者对理想的追逐，司马文武的从业经历，的确是再好不过的例子。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哥们曾经做过无数次实验：
1979年，他因为台美断交报道时与党外“异议分子”走得太近，被迫离开《中国时报》。此后，他开始担任党外刊物《八十年代》创刊总编辑，并曾任发行人，替党重修党史，伤害五台币的心。但党外杂志的空间有限，他的朋友杨渡曾经是另外一本党外杂志《大地生活》的负责人。《大地生活》的最后一期封面故事是《三十年的政治犯》，出版当天，杨渡便意识到这将是最后的封面故事。为了预防万一，杨渡很慷慨的将制作好的清样送给司马文武，若《大地生活》被封，友刊能继续发声。果真，《大地生活》走进了历史，不久《八十年代》也向读者说再见。
1987年，他和上面提到的那群哥们来到了《新新闻》，但两年后便离开。1989年6月，司马文武与早期那批有理想的民进党人之一的康宁祥创办了《首都早报》，集合了60多个小股东。司马以为这样可以独立办报、不被财团和政客控制，后来才知道报纸出问题时没有人愿意负责。1990年8月，《首都早报》因为资金和经营问题停刊。
1999年，他开始信任资本，受偏绿的《自由时报》老板、著名地产商林荣三邀请担任台湾第一份英文报纸《台北时报》创报发行人兼总编辑。但不到一年，当年的党外英雄、维权律师陈水扁上台了，他也走入了仕途。而且他的新单位是国安会——曾几何时，他常被自己新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们请过去喝茶。
2004年，在他的任期结束后，又回到了媒体，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邀请他掌管台湾《苹果日报》。他婉拒邀请，称只愿意担任顾问，并撰写“司马观点”专栏，回到了他刚从业时的状态，并以该专栏获得第32届曾虚白新闻奖(台版普利策奖)。我曾经采访过司马先生，他说晃荡了一圈才发现，能写文章就是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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