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胜和马英九（资料图）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郑东阳
在我踏上台北这座城市之前，想象中的城市应该如同侯孝贤和杨德昌电影里的灰暗，雨雾里都是煤烟的港口，西门町里的流浪歌手哼着我小时候听过的那种江湖气、艳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的台湾歌曲。虽然在电视上，我早已见证了她的繁华。
2008年起，因为工作需要，不时有机会往返两岸。第一次在桃园降落，乘坐从机场到台北的大巴上播放着闽南语剧《夜市人生》。熟悉的几位面孔和乡音是我在福建泉州生活的奶奶的最爱。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女孩热情的和我聊起台北，那年，台湾还未对大陆游客大规模开放自由行，我是稀客。
如同在大陆见到台湾人的情形，我们很自然地聊起政治，姑娘说她会在下次台北市长选举时坚决不投给国民党候选人，“你们大陆人可能比较喜欢国民党，但我实在不喜欢郝龙斌，公共工程质量很差。我在坐捷运曾经遇到过故障，被困在那很久，最后大家被疏导穿过黝黑的地道才走到地上。”
最后姑娘告诉我可以去facebook看她的主页，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台北，可以不费力登上这个全球最火热的社交媒体。在第一次台北之行，我往返于八德路上的国民党总部以及博爱区的各个政府部门，完成对政治明星的专访。只有短暂的时间，在几位同行的陪同下，去了躺永康街、中正广场、台北故宫、西门町。
对大多数大陆人来说，台北意味着游行示威以及立法院里飞来飞去的鞋子，还有流行音乐、娱乐的风向标。或许对许多得以有机会到台湾自由行的大陆青年人来说，台湾是个厚重与小清新并存的所在，它的确保留着一些大陆已经失去的传统，的确有一些民国遗风，还有些日式的生活习惯，这些都表现在语言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上，但更有属于自己的记忆。
来过台北的人无不感慨这座城市的干净，而且街道上极少有垃圾桶。“垃圾不落地运动”，台北规定市民须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运动发起以来的历任市长都亲自上阵示范。想象下，夕阳西下，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太美。
许多人把台北类似的城市治理成就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是和谐社会的典范。但在两蒋时期，“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在学校里，教室里除了挂着“总统玉照”外，还挂上了“礼义廉耻”。但私下里，官民之间互不信任，更没人关心公共利益。
“垃圾不落地运动”推行于1997年。在那前一年，台湾首次进行总统民众直选。而更早的1994年，台湾省省长、台北和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三个岗位成为国民党发起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过渡：开始向民众开放直选，并为两年后的大选积累经验。
我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那年市长选举对他来说，改变了许多他的价值观。作为一名年轻学者，“当时觉得很错乱，我支持李登辉的宪政改革，但是当他接受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专访，称‘身为台湾人很悲哀’，并透露出自己的台独意识时，我情感上又难以接受。价值认同上，我支持李登辉等改革派，身份认同上，反对宪政改革的新党和国民党保守派却很符合我的期待。”
1994年的选举，在竞争最激烈的台北，国民党籍市长黄大洲追求连任，挑战者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和新党的赵少康。在《中国时报》的拥有者、著名报人余纪中等人的策划下，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史无前例地登上了电视辩论的舞台。
这场辩论，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总统候选人辩论——几乎没有候选人提出自己对市政建设和公共政策的见解，候选人都言必称“国”。赵少康高喊了三声“‘中华民国’万岁”后，称这将是一场“中华民国”对“台湾共和国”的选举；陈水扁则一脸坏笑称：“宜兰和台北县民进党人执政，就意味着‘中华民国’会消失吗？”而立场摇摆不定的国民党人黄大洲尽显憨厚老实，就像“打酱油路过的”一样。
最终，雄辩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得胜利，创造了当时民进党党史上最大胜利；赵少康高票落选；黄大洲得票率最低。
那场选举虽然意识形态很浓，没有太多的市政建设讨论，但也零星的提到了内湖线捷运、大安公园等市政工程。
1998年，马英九战胜陈水扁成为新任台北市长。在“两个台湾”悄然形成的年代，选举依然离不开省籍矛盾，虽然当时有七成以上的台北市民满意陈水扁的政绩，但这是外省人最为密集的聚居区，当外省人马英九被推为台北蓝营支持者的共主时，马毫无悬念地顺利当选。
但这场选举中，市政建设的辩论已经比意识形态占据的版面多出了许多。在这之前，全球华人看台湾选举就像是在看闹剧一样，台湾还因此被香港电影《古惑仔》狠狠讽刺了一把：当柯受良扮演的黑老大，为了其“立委”老板冲入“立法院”殴打其他“立委”时，几乎全世界的观众都认定台湾民主是多么劣质。赌盘开始在南部兴起，几乎每场选举都充满火药味。而正是台北，马英九和陈水扁较为高质量的选举，市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素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此后的2002年和2006年更是如此。
2007年，临近大学毕业时，我参加了一场两岸青年夏令营活动。来自台北的大学生们的政治冷感，曾一度让我感到困惑。一些台湾学生甚至不明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是怎么回事，而解答者反而是我们这群操心整个世界的大陆高校男生。得知我双学位是法学专业时，一位台湾女生用很鄙夷的眼神告诉我，“你学法律啊？那你未来会是社会人士，好可怕。”在他们看来，学法律很有可能会从政，会变成很可怕的人物。在我接触的大多数台湾大学生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几个月后的大选的副手是谁。
就像那个在大巴上批评郝龙斌的女孩一样，只有遭遇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事情，年轻人才会想到自己的选票。只有当“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年轻人才会将目光投向投票所。他们也只会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中感到不适时积极投入对选举的关注。
2014年年底，政治素人柯文哲战胜连战之子连胜文成为台北市长。这位医生出身的市长在facebook上颇受台北年轻人欢迎，虽然他有些时候说话总是没谱，语出惊人。
论政治人物的品德和勤奋，蒋经国无疑是样板。他持之以恒的勤政更给那个时代所有台湾人留下深刻印象。即便终生与蒋氏父子为敌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但哪怕当年台湾经济腾飞、人均GDP和收入大涨，且拥有劳模般的领袖，并且领袖以及他的技术官僚们真心诚意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呼吁社会责任，但一切由领袖决定，民众无权参与管理社会，许多政策的推行并不能深入人心。对领袖的评价也不见得会有多好，那些在台湾各地被推翻的铜像便是鲜活的例子。
而柯文哲这样的新时代政治人物，虽然缺点一堆，未来政绩还是未知数，但起码这是他们的市长，他们的台北。那些在网上疯狂为柯文哲点赞的年轻人，他们生下来，就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对他们而言，民主不是作战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满意时的一记“否定”。领导人？他们是自己票选出来的人，不是神，不必固守原始教义无条件支持。倘若柯文哲4年后的成绩糟糕得一塌糊涂，点赞党自然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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