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老领导退休规矩是怎样建起来的
文/独孤九段
8月10日，《人民日报》7版上的一篇理论文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扬扬。老领导退休后的心态如何调整，如何克服“退而不休”的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刚结束文化大革命不久，就已经被敏锐的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提了出来，并力促党内建立正常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式标志着废除实际存在着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从此，无论你是国家主席还是县委书记，都要严格按年龄卡位，退休成为组织工作的正常制度。
当然了，这个想法从酝酿提出，到正式讨论，并作为决定提出，还是经历了大概5年时间。期间阻力不小，幸好党内的两位大佬邓小平、陈云，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这个退休制度得以落地。
老化
当时组织工作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
文革十年，耽误了很多年轻人的工作、婚姻、学习，当然也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等文革一结束，这些被平反的干部有些身体还硬朗，有些还有强烈的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几十年的雄心壮志。而且，那个时候真是百废待兴，老同志迫切工作的心情自然可以理解，在某个角度说，国家也需要这些老而弥坚的“肱骨之臣”。
当时领导干部的情况是怎样呢？有个数据。1979年，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平均10人以上，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成员平均17人(现在一般13人)、政府领导成员平均11人以上，最多的省正副省长有20多人。于此同时，大量老同志回到工作岗位，除了“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之外，“老龄化”也异常严重。当时有个统计。在中管干部中，60岁以上的占50.55%，其中65岁以上的占26.7%，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在61岁以上。许多老干部年高体衰，体力完全跟不上，但还奋战在领导一线。
当时，陈云有句话概括了当时领导干部“老龄化”的尴尬局面：“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
你可以想想，当时政府机关里到处都是爷爷辈的人物。这些老同志政治上的确老练，经验也丰富，但面对改革新形势带来的精力不济、能力不足也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些老同志可能还能撑个五六年，但五年后呢？谁来接班？
所以，怎样防止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被当做国家战略问题给提了出来。
接班
1978年12月，陈云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使比较年轻的干部走上中央工作的第一线。当时就有胡耀邦进入书记处工作。1979年3月，他又提出找四五十岁的干部到他负责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当“后排议员”，可以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
邓小平甚至把选拔好年轻干部作为老同志第一位的任务。他强调，“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的合适，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所以，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新时期选用干部的基本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不过，领导职位是有限的。年轻干部上，必然带来老同志怎样安排的问题。所以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务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的问题。他说得挺生动：“庙只有那么多，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说的这个“将来”并没有等多久。
7个月后，也就是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明确提出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
虽然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明确领导职务终身制，但事实上的确存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着党和政府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实行的是领袖职务终身制，其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从1869年该党建立，到1900年和1913年分别逝世，一直担任该党的领袖，开了一个先例。我们熟知的是苏联，斯大林从1922年俄共(布)设立总书记职务起担任该职，一直到1953年去世为止，并且在1941年以后，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加里宁从1919年起蝉联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改名最高苏维埃主席)，直到1946年逝世，长达27年。之后除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被党内斗争搞下台外，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三位苏共最高领导人都以高龄死于任上。这种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陈云就说：“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邓小平还在同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直指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过渡
邓小平关于干部实行离退休制度的建议，得到中央大多数人的赞同。据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还批准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同年9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之职；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位置。
但事实上，要交出权力谈何容易？
所以一边是中央领导同志特别着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批评一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的问题，表扬主动让位并推荐51岁的李鹏担任部长的水电部老部长刘澜波，建议大家向他学习。邓小平把这个问题喻为“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陈云还在1981年5月撰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分送邓小平、胡耀邦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并建议专门在“在六中全会时议论一下青年干部的问题。”6月，陈云又召集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座谈，主持起草了《关于老干部离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提出“干部必须实行离休、退休制度，这是根本办法”，建议“党必须制定干部离休、退休的条例”。
而另一方面是来自各个层面的“软钉子”。有人觉得退休、让位，不就是剥夺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权利吗？有人刚刚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心气正高；有人认为年轻人经验少，把工作交给“小毛头”哪能放心？当然也有人有不少小九九，觉得离退休了，就丢了在位时的种种好处。当时负责中央一线干部的胡耀邦坦陈：“近几年提了一些年轻人，阻力很大。”
所以，中央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在决定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同时，设置顾问和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当时中央还曾设想，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多设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当时的理由是，“年轻干部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如果老同志一下全退下去，年轻干部确实存在实际困难。”
邓小平当时有个形象的比喻，“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
所以，198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安排一些老同志担任顾问，作用是什么呢？“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党政领导出主意，当参谋，并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传给年轻一代。”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规定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中共十二大还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不过，顾问委员会从产生之日起，就明确了是个过渡的临时安排。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十年间，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期间，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实行。于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后，退出历史舞台，党章中也删除了有关顾问委员会的条文。
2015年7月31日，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劲夫去世。这一代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也是日渐凋零，屈指可数了。
正轨
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推行，让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走上了正常的新老更替道路。
有个统计，《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式推行一年多后，到1983年6月，全国省区市领导班子，人数由原来的698人减少到452人，减少35%；平均年龄由62.2岁降到55.5岁，其中55岁以下者由原来的15%提高到48%；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由20%提高到42%。新提拔省级干部201人，占新领导班子成员的44%，其中大部分是中青年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71%。
老干部的退出也为中青年干部的任职创造了条件。至1984年，全国提拔中青年干部200多万人；1985年底，有46万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1985年9月，在中央新任命的127名正副部级干部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近百名；国务院系统81个部门的领导班子的正职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为56.6岁，55岁以下干部的比例由10%增加到30%。
同时，大量在职官员的离退休，同时解决了领导职务大量超编、官多兵少的问题，机构臃肿的状况发生改变。到1984年，中共中央13个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减少40%，正副局长减少13.8%；国务院41个部委正副部长、主任减少65%，正副司局长减少40%；省级领导班子成员减少35%，地、州和省的部委厅局领导成员减少36%；县委常委、正副县长减少18%。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行10周年时，新华社报道：“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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