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称环球某报捏造自己没说过的赞美之词
文/张国营
哈佛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发电邮给环球某报，称该报在报道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时，捏造了一些自己没说过的赞美之词。
这位哈佛教授的遭遇绝不是孤例，作为一名时政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升斗小民，都可以成为“被捏造”的对象，而很多时政记者已将这种“捏造”习惯化、模式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包括本人，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虽然平时耽于会议新闻、领导新闻，但我个人更热衷于专访，但作为党媒记者，要想把稿子刊发出去，专访也不能随心所欲，也要注重政治正确和宣传功能，所以每次做专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城市印象”——您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您认为这里的发展成绩如何、您对这里的发展有何建议、您对这里的未来有何展望……问完这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我才能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在将被访者的“城市印象”形成稿件刊发时，纸媒明显比广电媒体捡便宜，因为我们不用图像和声音，也就不必还原现场的语言，被访者的话都是通过文字转述，如有不如意的地方，在文字上“做手脚”轻而易举，将被访者对本地的评价“升华”一下——将一个肯定的词汇“抻”成一句话乃至一个段落，这是很多时政老手都熟能生巧的。甚至有些记者根本不采访，只是按照宣传需要，觉得党媒上应该刊登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将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写上一些人家并未说的话或表达的意思。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模式，可以说是党媒时政记者工作的一个“潜规则”。不过，如此作为的安全系数和媒体影响力成反比。我在一个地市级党报工作，影响范围有限，报纸的读者多是上了报纸的人和登了稿件的人，其他人几乎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细心去翻，所以即便我们做了些“捏造”，被发现的几率也不大。如果是影响范围较大的媒体，那就得小心了，读者越众，被发现的几率就越高，要是“主角”发现被篡改了“台词”，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次哈佛教授致信环球就是一例。
一般说来，党媒时政记者比较喜欢“捏造”两类人的话语(当然不会任何时候都捏造，如果对方很“会聊天”，根本不必冒“造假”的风险)，一类是本区域外较有影响力的人，一类是本区域内默默无闻的普通群众。前者多是来本地参加有官方背景的活动，本地宣传部门自然需要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正面评价”一下本地，获取“正面评价”也就包在本地时政记者身上，如果记者没能从被访者口中套出想要的话，或者还听到不少“负面评价”，那么以政治第一、大局为重的时政记者自然不会原话照录，加工、升华就成了工作捷径。后者多是党委政府出台一些惠民政策、措施之后，要作为受惠者现身说法的，其实他们很多都不那么善于表达，也不会说出时政记者真正想要的东西，那么广电记者就会教他们说，而纸媒记者才只需要这个人的名字，至于名字后面的话语早已打好腹稿了。这两类人的特点是：前者好欺骗，外地人不会刻意看本地新闻，怎么写他/她都不容易被发现；后者好欺负，升斗小民不会愿意得罪作为党委政府喉舌的媒体，即便看到了“捏造”，也敢怒不敢言。
就我的观察，党媒记者敢于、惯于、乐于如此“捏造”大抵出于三种心理：一是认为“工作需要”，觉得自己作为宣传工作人员必须如此，不为个人是为工作，即便有造假之嫌，也无可厚非；二是认为“政治至上”，党媒代表党委政府的声音，谁上党媒都需遵守硬规则，不但不能添乱，还得服从符合宣传导向的“必要加工”；三是认为“人情为重”，觉得人情社会的往来就是要说些漂亮话，制造一团和气、彼此器重的表象，这是心照不宣、众人依从的社会规则，既不必较真，也不能悖逆，捏造点漂亮话也是为了大家好。当然，还需要有一点侥幸心理，想着自己造的假不会被发现，或者发现的人都“通情达理”，乐得完成公家任务也不得罪私人。
这也算是当前时代长期存在的一个怪现状，假话从制造到发布丝毫没有敬畏和警省，反倒有着爆棚的理由和胆量。众多党媒费尽心思发挥宣传功能，却怯于、懒于在监督功能上施展才能勇气。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真话是社会的推动力，我们的社会却充斥着如此刻意泛滥的假新闻和谎言，这是对新闻伦理的伤害，也是对社会生态的污染。而我恰是如此规则的依从者和帮闲者，心头的无奈和羞耻啊……唉，我愿从我做起，把过去为“假”造势的精神头多用在求“真”、言“真”上面，即便难与规则为敌，也尽量少与规则为伍。
(作者为云南普洱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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