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6月24日发表赵中权先生文章《反腐败要走法治化道路》，赵中权先生在文章中主张“建立一个较为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其中包括整合反腐败的机构设置，“可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我觉得赵中权先生的想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中国，具有反腐职能的法律、法纪机构可谓林立，有纪委、政法委、监察、预防腐败局、检察院、反贪局、公安等，实践中还有临时性的专案组、巡视组等。赵中权先生看到了这一现象，称之为“分散”，显然意识到了其中的低效性。但是，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并不能做到取消这些机构，因此，不过是新设一个机构而已，其结果只会是机构的再次膨胀，进一步强化反腐的低效。
因为重视反腐，从而以为原有的机构不能满足需要，便一再增加机构，从而导致“分散”。这仅仅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实际也是反腐权力的争夺，不同条线都希望能够分割一部分反腐权力，从而导致机构之间互相的功能抵消。于是，就有了权力“集中”的要求。赵中权先生的“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设想，不过就是一种新的要求权力“集中”呼声而已。但是，在一个权力本身就高度集中的国家要求“集中”权力，乃是十分吊诡的事情。纪委、政法委之类，难道权力还不够集中？党委、党组的权力还不够集中？
假如顺应赵中权先生的想法成立了“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该委员会与纪委、政法委及党委、党组属于怎样的领导、被领导关系？既然称为“国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该归属哪个条线？党有纪委、政法委，政府有监察，因此，党和政府的条线中都不能恰当设置“国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能设置在人大系统当中。设置在人大系统，试图统一领导反腐，在中国实在是过于幽默了。赵中权先生希望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基本属于空话，在中国没有可以独立于党委、党组的权力机构，“相对独立”不过是一个诡词而已。
赵中权先生“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之类的想法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之前最为流行的是模仿香港廉政公署设想，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成立反贪局正是模仿香港廉政公署而来。但是，内地反腐的低效也正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之后严重化，反腐进展不能跟上腐败的泛滥。1990年恢复政法委，1995年成立反贪局，2007年成立预防腐败局，然而，反腐最有成效的时期恰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
那时候，反腐机构是最为简单的时期，党为纪委，政府为监察，司法为检察；纪委、监察往往是联合办公，甚至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检察院专门反贪部门原来称经济科(处)，后来称反贪污贿赂罪科(处)。属于犯罪的归检察院查处，属于违纪的归纪委、监察查处，检察院与纪委、监察互相沟通情报和移交线索、案件，彼此职责、权限十分明晰。1993年推行公务员制度后，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被误解为公务员，从而一部分腐败罪案归属公安办理，反腐机构趋向多元化，也就此趋向于了低效化。可见，在既有国家体制之下，反腐不是增加机构设置，而是应该削减机构，回到二十多年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