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学者易延友，在其微博替李天一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立即引来网友谩骂。
这个话题涉及到李天一这个权二代、富二代，所以，在微博上充斥的批评、嘲讽、谩骂，已经不是大众对这个问题的真实看法，而是出于不公平感的集体发泄。虽然这种发泄有一定合理性，但群情激愤之下，其实是没办法冷静而客观的讨论的。所以，讨论这个命题之前，还是需要抽离掉李天一涉嫌轮奸这个具体因素，抽象的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同样符合这个命题，我们可以换一个场景，虽然比不上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但也能屏蔽一些具体因素的干扰：大学放暑假后，大多数学生离开了，寝室施工，一个19岁的大二女生在寝室午睡，刷墙的工人从阳台外的脚手架上看到了，歹心顿起，进到寝室强奸了这个女学生。另一个场景则是，一个打工仔去洗头房，禁不住妓女的挑逗，欲火中烧，但妓女要价却太高，于是，他强奸了那个妓女。虽然这两个场景都是假设，但现实中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这个时候，假如你是法官，而两个人的刑期加起来，不能超过10年。具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你，该怎么来判呢？是各打五十大板，各判5年？还是一个3年，一个7年？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先从我们社会之中的主流观念谈起。
社会大众的主流观念是什么呢？其实，易教授的这个命题，张艺谋已经在《金陵十三钗》里面完整表述过了：当日本人要求十三个女子去供侵略者发泄兽欲时，十三个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乔装打扮，代替女学生勇赴死局。大多数观众看完后的反应是“好感动，好伟大的牺牲精神”。殊不知，这个感动之中，已经包含了妓女被强奸的危害小于女学生的观念。
客观说，群体的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对女学生来说，被强奸的惨痛与创伤自不必说，其造成的心理阴影不但会影响到当时的学习与生活，还会影响到今后的恋爱、婚嫁，甚至可能持续一辈子。所以，在一些相关的事件中，需要对受害人进行心理干预。实际上，从媒体报道引起的公众愤怒来看，妓女被强奸的恶劣影响远也小于女学生被强奸——其实，唐慧一案的刺激点不也是幼女么？
但是，社会大众的观点即使如此，也并不具有法律意义。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怎样认定强奸罪”时规定：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定强奸罪。所以，从法律上来说，女学生和妓女享有同等的权利，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只要违反了妇女的意愿，哪怕是妓女，哪怕她在最后一刻叫停，都是强奸，这并无疑议。
而被害者的主观感受，在法律上也不能成为判决的依据：如果在犯罪动机、手段与结果相同的情况下受害者的感受差异可以影响量刑，那殴打强壮者就比殴打瘦小者罪轻，抢劫富人就比抢劫穷人罪轻。
不过，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从法律角度，受害人过错与后果的责任分担有着关系，也影响着量刑，所以，易教授提到职业，或许是想说在特定职业场景下，某种职业身份的人会具有的一系列行为，而这种行为本身构成一定的过错，这构成了案件中的具体情节——易教授本想说的是情节，但是，遗憾的是，在微博上却呈现出来的是笼统的针对一个职业身份。
还是来个具体场景：同样一个妓女，第一次是主动挑逗客人，但却因没谈拢价格被强奸，而另一次，却是在回家准备结婚时，走在路上，被一个知道她是妓女的同乡强奸。显然，具体情节不同，责任分摊与量刑也不一样，前一个场景中，受害者有过错，加害者的主观恶性小，显然会影响量刑。
行文至此，易教授的观点并无太大问题，但是，推导还没有完，还有更有趣的部分。
第一个场景中的加害人，虽然主观恶性较小，但因为性工作者(或准性工作者)，因社会与执法者的歧视，她们本身得到的保护较弱，遭受非法性侵的可能性更大，而强奸的暴力又可能造成犯罪升级，造成更严重的人身伤害。在现实中，一旦强奸者不受追究的可能性更大，或者量刑偏轻，那就会引起他人的仿效，严重影响到巨大数量的性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成为社会问题。性工作者理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所以，侵犯性工作者的行为，虽然主观恶性小，但由于其潜在的巨大影响，因而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所以，当我们从抽象理论中回到具体案件中，就不难发现，“陪酒女”的说法，通过指出职业身份下的行为通常具有某种过错，的确有助于责任的分担，影响量刑。但是，与此同时，从社会危害角度，“陪酒女”的说法，却有着负面作用。
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