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修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体现之一，是人类优秀文化长期作用于人的结果。是否拥有良好的人文修养，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乃至一个人的最重要指标或尺度。人文修养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悲悯情怀的来源和支撑，是良好行为的内在规范。是否拥有优良的人文修养对每一个人都重要，相比较而言对官员更重要，因为官员承担着社会管理、资源分配、道德引领等众多责任，人文修养状态水平不仅仅影响自身，同时影响他人，影响社会。严格来讲，中国官员的人文修养总体不理想，这些直接间接地反映于行政行为。
什么原因导致官员人文修养不高？
第一，封建腐朽的官场文化深刻影响着官员的价值观念。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的共产主义信仰作支撑，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指导，也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牺牲奉献予以证明和强化，从而保证了有官场较少腐朽之气。尽管这样，有一个缺陷长期存在，就是不太重视对成员进行现代政治文明的塑造，结果虽发动了着眼防范官员变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一些领导干部，仍无法解决骨子里的封建意识，一旦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奠基于革命之上的政治信仰弱化，政治文化随之变化，道德价值观念随之变更，潜藏于骨子里的封建和腐朽沉渣泛起，加上市场经济的发酵，结果就是人文修养普遍下降，甚至一再突破底线。
第二，体制制度设计未能跟上时代和社会变化，致使人文修养缺少有力支撑。当前官场最大的问题在于评价体系、官员晋升程序不科学，同时监督机制不到位，结果导致官场潜规则盛行。要么独善其身，要么随波逐流，坚持前者就必须作好随时被淘汰的准备，遵循后者就不要在意人格和尊严，二者选其一的结果，必然是人文素养逐步下行而无法遏制。为什么党的组织系统一再发文，不能跑官要官，甚至不断惩治买官卖官者，结果仍无法遏制？并不全是官员的个人品质问题，必定有体制制度的原因。有一位思想家说得好，一条鱼生了病是这条鱼有问题，所有鱼生了病是河水有问题。当体制制度对人文修养不支撑之时，就不可能形成普遍的良好的人文修养。
第三，全社会因转型而来的道德水准下移与道德价值观紊乱影响着官员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官员负有引领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责任，但官员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影响社会的同时接受社会的影响，一旦社会环境恶化，官员必被社会的塑造，结果形成恶性互动。环顾当下中国，可谓多种原因导致道德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时期之一，“三俗”盛行，不良的人文环境也便形成，既然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的官员，其人文素养也便不可能很高。
官员缺乏人文修养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一是因品味低下而使权力异化，进而导致滥权和腐败。人文修养低下意味着精神空间狭窄，同时更注重物欲和感官刺激，这时对权力的生成和来源，对权力的把握和运用不可能再有正确认识，结果就是不择一切手段获得权力，得到权力后又从满足自己欲望的角度用足用活权力。这实际上印证一个规律，当权力的授受关系发生问题，代行权力者不再认为权力来自人民，甚至不认为是组织赋予，而是自己花钱买来，滥权和腐败将在所难免。这也是西方一位政治家所言：你要检验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没有人文修养支撑的权力最能腐蚀人的灵魂。
二是缺少人文修养者不会对人生真谛有深刻感知，因而不可能拥有真诚为大众和社会服务之心。为什么许多官员奢侈浪费，同时对人民群众的痛苦麻木不仁？重要原因在于不能真切理解何为人生、人性和人生价值。既然不能从高尚和道德行为中获得价值感，也便必然选择另外的实现途径，也就是功名利禄，甚至是声色犬马。我们经常为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痛苦的熟视无睹而惊诧，其实，媒体和社会以道德标准评价涉事官员行为时，涉事者本身也往往痛悔不已，就如同我们社会中出现见死不救者，一旦媒体将这种行为公诸于社会公道之上，他们也为自己的看客心态和行为而羞愧，但在没有接受道德评价前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说，缺少人文修养，没有悲悯情怀，一切都会重复，并且认为自然而然。这就是中国官场与社会道德难以改观的重要原因。
三是丑化了官场氛围和人际关系，让为官者很难品尝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人们说，官场没有真感情，一切都是利益和相互利用，虽然这种评价太过消极，但却在某种程度上直指要害。没有人文修养，也便不会形成更高品质的人际关系，领导不是以人格来征服部下，而是以权力来征服部下，只是利用和被利用，金钱与官帽的关系，也便没有真感情。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出现一些领导和部属之间的带有感情性的利益往来，并非了不得的事情，问题在于走向交易，采取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人际关系就变得丑陋。到这时人人为环境氛围所影响，都沉溺其中，自难体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下，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其实已经不缺少物质享受，背负着带不走的财富，为金钱所奴役，人生的意义大打折扣。遗憾的是，低俗的人文环境已经把所有人限于其中，都难自拔。
怎样才能有效解决官场生态提升人文修养？
第一，强化政治信仰，改善价值评价系统，引导官员的价值实现。既然人生修养奠基于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深刻把握，就说明信仰信念是改善人文素养的最根本要素。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认为，人活着就是追求幸福快乐，追求感官层层面的幸福快乐，那是粗糙的原子运动，最终收获的是痛苦，惟有上升到精神层面，才是精细的原子运动，才能收获永恒的幸福快乐。习近平说过一句话，“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其中阐明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官员不可能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要承认官员的利益，同时还要满足其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因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但决不能放任官员追逐利益，尤其缺少了精神追求一味追求利益，这样官员有可能滑向深渊，甚至把一个政治集团带向深渊。今天官员就是因为政党和民族的精神大厦处于重构中，自己又不主动追寻，结果就是放弃高尚而独钟权力金钱美色，结果降低了人文素养，进而拉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的行政能力。所以，努力在精神大厦建设上下功夫，在官员人生价值观的引领上求突破，是提高官员人文素养的必然要求。
第二，建立与时代和政治文明走向相一致的政治伦理。政治活动有自己独立的规则。规则清晰官员就会有所遵循，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就会由复杂而简单。为什么西方社会给我们感觉简单，很重要的源自规则清晰，人们不再试图操作规则，都坚持按规则办事，人际关系和处理方式也就简单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也形成了清晰的伦理规则，这种规则有异于议会政治下的西方政党的规则，可以说在我们的规则下有效运行了很多年，并且显得强大。根本来讲这种伦理规则建立于面对敌人而以牺牲奉献为精神内核，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鲜明的直接危及生命的敌人没有了，但无形的政治宣传中的敌人是存在的，或者说冷战基础上的敌人也是可见可感的，因而旧有的政治伦理规则仍然发挥着作用，尽管已经走弱。改革开放后，尤其冷战结束后，阶级关系、利益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再试图用过去的政治伦理规则来规范官员的行为已经困难，这就需要新的伦理规则确立起来。比如，满足官员的利益需要，但决不能过度倾斜，形成目前过度竞争公务员职位的局面，只有科学界定官员的利益，才能还归公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色，进而大大提升官员的人文修养。
第三，建立科学的体制制度，以评价权的变更迫使官员从酒场交际逼到读书学习。既然目前官员大量时间耗费在官场应酬，并且大多数人不情愿，又无力自拔，那么就必须从源头从根本上入手。比如，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制订了8条新规，直接影响到各级官员的酒场频率，受到广泛欢迎，那么就应当顺势而为，适时大幅削减礼仪接待费，彻底改变中国官场庸俗。从笔者到西方国家访问，很少有人宴请，只能自掏腰包买饭吃，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另一个把对官员的评价权力交给更多的人，由此迫使官员将精神放在服务社会，而不是讨得个别人或少部分人的欢欣，两件事做好了，也就意味着官员主动还是被动都必定把精神放到提升人文修养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