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复旦大学课题组宣布，他们完全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由此，曹操生平就有了新的结论，比如，“曹操之父来自家族内部过继”、“曹操既非曹参后代亦非夏侯氏抱养”。
这个事情争议很大。有人说，复旦大学完全就是“闲得蛋疼”、“吃饱了没事干”；还有人说，这不止是浪费科研精力，还是乱花科研经费，得查处；当然，也有人说，人家这是在以炒作来宣传科学，玩得很妙极呀。到底是无聊，是炒作，还是科学，一时间，急论激烈，难以说清。
越是别人说不清的东西，我认为，当事人，以及参与争议的主体，都应该获得最大的自由表达空间，都应该坚守着自己的独立性，那样，真理才会越辩越明，才会在争辩中重新发现事情的意义。
梳理复旦研究曹操DNA的意义，也必须恪守着这的逻辑框架。也就是说，复旦偏爱古人DNA这件事，有争议不是坏事，关键是各种主体都能从争议中，去检阅自身是否存在有悖科学与理性的东西，最终释放出应有的公共价值。也就是让科学的归科学，让价值观归价值观，让公共监督的归公共监督，这样，复旦大学摆弄古人DNA的热闹，才会是有意义。
比如，对复旦大学来说，只要坚持自己对古人基因的提取，符合科学逻辑支撑，并且能够通过科学理论和实验来证明，这个路径可以产生特定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这个事情就不是一场笑话，或者说不会成为笑料，反而还可以因此扬眉吐气，踩着那一堆口水走向科研的高处。
当然，现在尽管复旦也把对古人DNA的研究摆到生命科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框架下来阐述，但是，给出“完全确定”的结论，让人感觉还是在自说自话，而且，多少还让人觉得是种狂言。未经更为权威独立的科学认证，就推出科学百分百的宣言，当然有点不理性。
更何况，这些年，也不乏很多无聊无厘头甚至无节操的所谓科学研究。网上列举的有，上海社科院张结海教授“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北京语言大学的周思源教授研究出“梁山108将里43位不是好汉”，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零教授研究出“孔子是丧家狗”，北京大学古代文学博士檀作文研究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武汉大学梅朝荣教授研究出“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这些都曾让人感叹离科学与文化的研究很远，离炒作与利益太近。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复旦这次研究保持敏感警惕，甚至很不信任的原因。毕竟，这种结论就是在形成一个标准，除了可以重新书写曹操生平，更可以界定一些文物古迹的真伪。比如，此前引起极大争议的河南安阳曹操墓，也可以由此获得辨识。这背后，将会关联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判断，将会牵动着多少的现实利益格局，不难想象。更何况，依照这个科学框架，接下来，复旦大学还将研究孔子和尧舜禹是否为真实人物，还可能研究更多古人的家世生平，古物古迹，这将会挑战到多少文化和利益的敏感神经，不难想象。
所以，复旦研究曹操DNA，绝不能让成小事来看待。现在，复旦大学必须以科学精神真正处理好这件事，相关部门也必须严格监督和审查复旦大学这项研究的严肃性与科学性。社会舆论的关注，也应该真正聚焦到事情的科学性上来，而不应该盲从跟风的一片嘲笑调侃。只有符合科学逻辑，只有符合科学理性，只有符合真实性，只有满足独立性，复旦研究古人DNA才不会沦为无聊炒作，才可能回归科学，释放出更多的公共责任与价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