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泽对话之三)
(编者注：公泽为作者公方彬之子)
公泽：在美国读书三年多的时间里，亲身感受了中美之间种种差异。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或者说引人深思的问题，就是中美两国对待军人存在比较大的区别。所以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在于军人地位背后反映着民众态度和价值观，同时反映着社会生态。甚至还可以说，就原本就是国家精神建设和社会和谐度的晴雨表。
整体而言，美国军人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尊崇度，并且军人的良好形象一直通过社会不同渠道和不同方式反复强化。比如，在美国娱乐行业生产出的各式作品中，几乎清一色把美国大兵塑造成勇敢、强壮、重情义、不怕牺牲的“高大全”形象。如果将美国军人和美国警察的艺术形象作比较，这一点更为清楚。所以如此，在于美国英雄主义价值观需要载体，而代表国家意志的军队和军人就是最佳载体。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作为精神偶像的集团存在，以此标定价值坐标和尺度，因为职业特征决定了首选军队和军人。
当然，生活中的事例更具有说服力。记得有一次搭乘美国国内航班，起飞前，机长通过舱内广播向乘客讲话：“我们很荣幸，今天有一位在阿富汗参战的军人搭乘这个航班……”，话音刚落，舱内乘客不约而同鼓起热烈掌声，与那位军人相邻的乘客们还上前握手。这样的场景在美国时常出现。我一位朋友说，他在一次航空旅行时，一位头等舱乘客在听闻有参战军人同机，当即走到经济仓，要求与那位军人调换座位，以表达崇敬之情。
在美国的机场、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可以看到一些感谢军人为国家奉献的公益广告。有过服役经历的老兵们申请工作，或到学校继续深造，也可以得到特殊优待和奖学金。在美国著名视频网站上，几个拍摄老兵从阿富汗或伊拉克前线回家给家人惊喜的感人视频，获得了几千万的浏览量。上过战场后退伍的士兵，会享受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和补助。到过美国华盛顿林肯广场的人都知道，当年越战、朝鲜战争中牺牲的数万名士兵，每个人的姓名都刻在广场纪念碑上。相比之下，中国军人受到的尊崇及待遇，与美国军人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听到的多是军队贪腐，军民冲突方面的新闻，这大大弱化了中国军人的形象。
作为职业化军队制度的代表之一，美国似乎更倾向于用社会认同与尊重，荣誉，以及物质保障，职业发展等外在因素来激励军人们为国冲锋陷阵，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军事冲突不断的历史也大大加强了全社会对军队的重要性和军人的付出的认知。我们则更倾向通过教化激发责任感、使命感等内在因素来驱动士兵前进。我们的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激发出极大的能动性，但在今天经历的了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以及社会财富大大充裕，价值观念多元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产生过去那么一种动力？值得怀疑。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可控的小范围的军事冲突来重塑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形象？我觉得值得尝试。至少我们在这里可以强调，军队和军人的形象和地位，不仅仅关系到战斗精神的激发，甚至关系到精神大厦的建设与价值观的引导，必须加以重视。
公方彬：你提出的是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命题。从美军的社会地位看美国人的价值观，进而反照中国社会，确有调整认识的必要。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国防不是200多万中国军人的国防，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国防，积极支持军队和军人，不是满足军事集团成员的利益，而是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精神大厦建设与价值观引领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我屡次上书，建议修建牺牲军人国家公墓，隆重迎接和安葬韩国归还志愿军遗骸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里我须先回应你的观点，也就是先谈一下美国军人地位较高的原因。首先，美国存在英雄主义文化，这与美国发展史相关联。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所有人都想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也就是成就一个较前不一样的人生。这就决定了冒险精神、创新精神，乃至牺牲精神产生出来，所有这些共同构成美国的英雄主义文化，有了这样的文化基础，也便形成崇尚英雄的社会基础。其次，美国有过历史教训。这就是越战结束后，美国军人的社会形象和地位跌到谷底，青年不愿入伍当兵，由此几乎化作危机。因此美国人开始反思，比如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就说过这样的话：越南战争，美国是彻底的错了，也彻底的败了，但响应政府号召走向战场的美国青年，如何评价都不为过。这一观点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到了里根时期，美国政府便开始了重建美军形象的努力。再次，是美国的现实需要。这一点你已经谈到，作为世界警察，军队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最主要条件，既然一次次战争都带来大量伤亡，那么激发美国青年走上战场的动力，就不能仅仅依赖物质待遇，必须借助社会认同和荣誉激励。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也便有了当下美军人很高的社会地位。
那么，中国军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为什么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低迷甚至下滑呢？或者说为什么军人没有得到更高的社会认同呢？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因为党风政风军风处于低谷，也就是形象不佳期，故而很难获得人民群众的更高评价。另一方面，是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军队和军人价值无法体现。规律表明，有为才有位，军队和军人的最佳形象往往是国家处于有难，没有战争和大灾难，军队很难彰显自己的价值。所以，你提出以发动可控的小规模战争来提升我军的形象，如果就事论事，应当算是一个有意思的主意，只是中国历来反对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故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当然，如果参与到世界维和中，通过承担大国责任来历练自己，或许值得尝试。再一个方面，是社会环境与大众价值观扭曲所致。一定意义上，今日中国已经进入集体审丑时代，好事往往引不起多少人的注意，丑事却一再放大，这就是发生在军人身上的社会摩擦往往被无限放大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扭转军人形象地位下滑之势，努力为强军目标争取社会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主要强调三点：首先，军队和军人要努力改善自身形象，特别是以履职能力或打胜仗能力来赢得人民群众。同时要最大限度避免出现更多的谷俊山这样的败类，最大限度加强部队管理，避免出现类似方大国与空姐冲突事件的发生，等等。
其次，主流社会要从国家和民族精神建设、价值观引领的高度看待军队和军人形象，进而有效维护。世界大多数国家，至少是大国，都高度重视借助军人的牺牲精神来引领社会，这也是大国多建有牺牲军人国家公墓的原因，是加拿大政府甚至为一名海外维和牺牲士兵降半旗的原因。所有类似行为，其实就是以死者教育活者。今天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去承担更多更繁重地高度依赖牺牲精神的使命任务，这决定了我们必须为官兵提供社会支持，特别是精神支撑。
再次，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实现政府、民众、军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国军队和军人的社会形象、社会地位长期存在周期性波动。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群众真诚爱戴军人，到了“文革”中则走向极端，“文革”至改革开放后许多年，军人地位出现大幅度下滑，后来由于边境战争和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而使军队和军人形象有了较大改善，及至98抗洪上升到一个高点。正是周期性波动的存在，要求我们探索改变周期波动的路径和突破口，比如以加强党的领导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以加强依法治军水平来提高军队和军人形象，以政府和民众的更大宽容、包容和理解来激励官兵，等等。可以确信，良性互动形成之时，中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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