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上午，杭州市萧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一队通报一起“史上最雷”绑架案：3个绑匪仅从被害人身上搜出一个欠费停机的破手机、一张只有91元余额的银行卡、一张10元钞票……最后，他们不得不放了被害人！临走时，绑匪还给被害人洗脸、贴创可贴、说好话、把10元钱还给他，送到他认路的地方。相关负责人在通报这起绑架案时，笑着摇头：“杭州史上最傻绑匪，非这哥仨莫属了。”(27日《杭州日报》)
这哥仨确实够傻够天真。不过，如果以社会利益眼光审视这起绑架案，我们却不得不说，这哥仨将一起绑架案所能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而这正是社会特别是受害人所期待的结果。反而是媒体报道时的讽刺意味和相关负责人的嘲笑口吻令人诧异：我们难道在期待一个绑架索赎金未成，就“撕票”灭口的“聪明绑匪”？事实上，犯罪嫌疑人的“傻”，恰恰是社会所需要、法律所鼓励的行为。
在一个尚未摆脱犯罪威胁的社会，如何降低犯罪所带来的“次生危害”，把犯罪的危害后果降到最低，一直是相关部门从各个层面进行努力的课题。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中止、积极减轻犯罪行为危害后果的行为均作了鼓励性的规定。比如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最傻绑匪”是否属于犯罪中止尚待有关部门判断，但其后续行为无疑是法律所鼓励的。
也正因提倡犯罪行为人积极主动放弃犯罪或者防止犯罪后果扩大化，在法学和社会学中有了关于“次道德”的概念。其基础就在于：违法行为一般都会造成社会危害性，而在实际的法制生活之中，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并不一定在违法行为结束之后就形成结果，其危害性可能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延续。比如：故意伤害可能后来造成受害人的死亡或残疾，故意杀人可能造成受害人抚养或赡养家属的生活困难，等等。
在这种时候，如果行为人具有“次道德”观念，采取必要的措施，就有可能中断附加的危害，减轻违法行为造成的更大危害，比如及时送受害者到医院救治就可能使受害者的危害后果降至最小，盗窃了他人钱财后将资料、证件等送回。再如本案中，“最傻绑匪”为受害者疗伤，送受害者到他认得路的地方。这些行为即使是为了自己考虑，也并不能否认其客观上对个人行为的矫正，因此，是值得肯定的行为。法律中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许多都是对违法者次道德观念的法律肯定。
不知道媒体和相关部门心中所认可的“聪明绑匪”是什么标准，但按照这一案例的反面去倒推“剧情”，大概是因为索取赎金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之下将被绑架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如此才符合一个“聪明绑匪”的特征。能够想象，笑谈“最傻绑匪”的相关负责人并不期待这样的结果，但在面对积极中止犯罪行为并送钱报手机号的违法者时，“看笑话”还得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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