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开启了对过去“黑打运动”进行清算的司法程序，首选了四名昔日涉嫌参与“刑讯”的警察，他们被推上了刑事被告席。其中的一名嫌疑人(郑小林)家属通过当地律师，辗转联系到我，希望我以公民身份为郑辩护。惊诧之余，出于曾经的职业伦理(现已不是律师，“职业”只属于“曾经”)，我答应了这一请求，并已让郑的太太将委托手续交至受案的重庆大渡口区法院。由此，林林总总的是非议论也开始铺开。“你有什么资格去辩护？你不是律师了啊！”“你不该管他们，他们咎由自取！”至于前一类议论，刑诉法第32条说的很清楚，除了律师之外，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其亲友，都可以充当辩护人，我参与本案，也是由某协会推荐(暂不公开)。之所以觉得有必要撰一小文，主要是为解答后一类议论，顺便谈谈我眼中的律师职业伦理。
在此之前，先谈两个问题，选择性执法和选择性医疗。世界各国的法律、包括中国在内，都有一个原则，就是平等适用法律原则，换言之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于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历史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十九世纪一位英国的法学家提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但原话似乎是“法律不能使得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也有的认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率先提出这一原则，并且用它成功指引了法国大革命的方向；更有一种说法是，远在古希腊时期，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就曾表述过这一思想，距今已经1500多年了。这个原则在今天的中国，尤其在刑事司法领域，更应当受到重视。而选择性执法的出现，则是对这一原则的严重践踏。这里的“选择”，包括执法力度的选择、执法对象的选择、执法方式的选择。这些本应由相关程序法严格规定的内容，如果被人为过滤筛选，将对法的实施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法律的标尺作用。作为司法机关，阻绝选择性执法、做到平等适用法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医生，是在古今中外都受到极大社会认可度和尊重的职业。《职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医生只关心病人的病情，进而根据临床表现采取针对性措施，无论病人的职业、身份、地位，在病人生命处于危急时刻，都有紧急救助的“义务”，而非“权利”。这一条款规定了医生的天职，医生救死扶伤的崇高地位，也源于此。
前面谈到的似乎和我代理重庆“刑讯逼供”案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作为辩护人(不仅仅是辩护律师)，只关心当事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涉及到的相关法律、被指控事实与指控罪名构成要件间是否一一对应，无论他们的罪名是耸人听闻的爆炸、杀人，还是令民众深恶痛绝的贪腐、渎职，每一个罪名，都由相关法律尽可能的细化其构成要件，辩护人根据指控犯罪的具体证据，独立发表辩护意见。这里的“独立”，是不以委托人、当事人意志为转移的，是辩护人根据自身的法律专业技能，通过对案件的系统把握和对细节的精确了解而做出的判断。因此，辩护人不为当事人代言，只为证据代言，只为法律代言。
作为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如果面对案件时“选择性辩护”，无异于选择性执法，更无异于选择性医疗。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是一个法律概念上的“病人”，至于如何让他们改造、“康复”，那是后话。当务之急是先要“确诊”，而辩护的工作，就是排疑的过程，也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检验先前的“诊断证明”是否真实可靠的过程。即便对于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严谨正确的案件，辩护人也需要尽可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而这种保护的方式，不是对抗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更不是对抗社会文明、人类道德，反而是人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得到尊重的方式。
如果每一个嫌疑人、被告人，都充分被保证了诉讼权利，同时加上确凿的证据和合理的法律适用，上诉、申诉、甚至上访的发生，是否都会下降一些呢？无疑，此消彼长，上升的就是司法公信力了。
我有义务，每一名律师、法官、检察官都有义务，让社会公众了解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了解每一类法律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在法庭上，大家各司各位，甚至法庭中央被告人的去诉讼权利，都是法治得以彰显的一环，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
法治之内，一切唯法造。这就是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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