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自杀离世。徐行在快报负责新媒体、文娱等部门，今年才35岁，是都市快报最年轻的副总。
听说徐行自杀的消息后，都市快报许多员工一夜难眠。微信朋友圈里，都是哀叹、悲悼和感慨的文字。有人在微信里说：“快报的人，今晚都在哭。”一位副总特意把同事们叫进办公室，说：“我就想看看大家都好不好。”快报的总编辑朱建，连夜写下题为《伤逝》的微博，语句中充满悲伤与自责。都市快报的社长、创始人杨星哭了好几次，怎么也无法接受事实。
都市快报的朋友在微信里告诉我：徐行有抑郁症。徐行的家人也透露，他从今年1月份开始，整夜失眠，吃安眠药也没有用。这应该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
许多人包括患者本人都以为，抑郁症只是一种心理疾病，自己想开点，或者找心理医生，就能解决问题。这里头有不少错误认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抑郁症的残酷性与危害性。据报道，抑郁症已是世界第四大疾病，然而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相关药物治疗。过于“轻敌”，导致许多抑郁症患者不能得到正确治疗，从而埋下悲剧的伏笔。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曾患有重度抑郁症，他写下了对抑郁症的切身感受。其中第一点是，如果患了抑郁症，要承认现实，面对现实。第二点指出，抑郁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而非简单的心理问题。他还告诉人们，正常的心理治疗只对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效，中、重度患者只能先靠药物改善大脑神经递质的失衡。除了告诫抑郁症患者一定要“坚持服药”，他还呼吁“一定要用理智让自己不具备自杀的条件”。因为抑郁症患者中，有着高达30%的自杀率。
回头想想，不仅是抑郁症患者，包括一些患者所在单位同事(领导)、家人和朋友，对这种疾病的认识，都非常不够。如介绍我阅读张进文章的媒体朋友，一度也患有抑郁症，曾彻夜睡不着觉。当时，我也只是隐约地感觉他有些不对劲，劝他万事看开一点。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总是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却没有想到抑郁症患者看待世界、处理问题的不同视角，而这很可能让患者陷入孤立无援之中。
徐行因抑郁症自杀，不仅对快报人，对许多媒体从业人员都产生极大触动。可以说，传统媒体已经成为抑郁症的一个重灾区。我身边就有几个同事、朋友患有抑郁症。这是确诊的案例，而实际上，还有不少人因为症状不明显，恐怕连自己都不知道患了抑郁症。近年来，媒体人因抑郁症自杀的消息，也有不少。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自缢身亡，都与患有抑郁症有关。
传统媒体原本就是一个高压力的工作，从业人员工作紧张、经常熬夜，都是寻常事。这是极易诱发抑郁症的一个成因。由于经常上夜班，部分从业人员除工作外，很少个人交际和兴趣爱好，有些人连家人都难以照顾周全。久而久之，有的人可能因此走进抑郁症的病灾区。徐行在微博上说自己“从小苦命，无父母指导，一路坎坷走来，心酸无人可知”，这可能促使他比别人更发奋努力，自加压力，整个人变得像一根紧绷的弦。
时至今日，纸媒的压力还来自于新媒体转型的彷徨与困惑。身边许多同道中人，平时更多讨论的是如何实现纸媒转型或个人转型，话语间充满了焦虑感。看不到纸媒的未来，不知道转型的路在何方，让整个媒体圈患上了集体抑郁症。徐行一人肩挑新媒体部门和传统媒体的部门运作，可想而知他的压力有多大。他离世后，许多媒体人在微博、微信上写下“今夜，我们都是抑郁症患者”。这句话，不无悲怆凄凉，道出了媒体人的深深忧伤。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边说着徐行的事情，一边谈起彼此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我们都很想说的一句话是：从今以后，要更加地照顾彼此。我在微信朋友圈写下：爱家人、爱自己、爱人生。抑郁症并不可怕，用爱的力量，可以让它难以趁虚而入。一旦遭遇上了，只要正确认识，勇于面对，也能够早日走出这阴郁的人生低谷。
如果说，纸媒转型是这一代新闻人的宿命，我们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积蓄走向未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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