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媒体人都有健康自由的明天。
最近，媒体人的非正常死亡，以密集性的态势，让这个行当里无数人，觉得心神不宁。
比如，《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过国亮，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辑徐行，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敬武，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就在这段时间，或被癌症夺命，或因抑郁自杀，也激起无数人痛感。
媒体人到底怎么了？媒体行业为何也成了危险行业？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让很多人这样的思考。
问题肯定要指向媒体人的职场生态和行业特性。事实上，在这些非正死亡的背后，“压力巨大”就是绕不开的重要原因。人在压力面前，不可能背负无限责任，不可能拥有无尽力量。过国亮的善良乐观，徐行的激情专业，张敬武的忠厚敬业……这一切，都不足以抵挡工作压力带给身体的伤害。于是，病魔有了可趁之机。
媒体人超长延时工作、不规律的作息、睡眠严重匮乏、膳食结构不合理、缺少体育运动，确实都与工作特性有关。把媒体人说成是“用生命在上班”，很多时候并不算特别过份。问题是，这已经成为媒体人共同的无奈，已经成为一种麻木的生活方式。当然，很多人也很无奈。恰如徐行所说，“需要这份工作养家”。作为媒体人，我也不例外。
特别是，在行业转型的风口浪尖上，传统媒体人普遍遭遇着职业危机，生存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转型期的中国本来就有着太多的彷徨与困惑，媒体转型也方向不明，充满不确定性，在不断加剧对媒体人的折磨。所以，媒体人肯定无法成为中国这个被称“过劳死”第一国的豁免人群，而且，这种过劳，是身心俱疲。
这些都是现实，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要真正拯救媒体人，前提就如这个行业的基本要求——说真话。所以，不应绕开中国用工大环境，不要绕开媒体人的工作特性，当然，也不能绕开媒体人的工作环境。
与很多行业不同的是，在这个价值溃散观念分歧的年代，因为种种现实原因，特别是权力干预，媒体人常常不得不放弃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久而久之，也容易出现苦闷郁积与人格分裂，进而伤害到自身健康。
那么，拯救媒体人，就是要释放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给价值碰撞找到一个缓冲地带。这也是普适性的社会问题，无非就是要回到权利框架下，回到文化包容的语境下。
不妨想想，天天在为别人主张权利的媒体人，连自己最基本的健康权与生命权都无法保证，这又是怎样可悲的耻辱？作为知识分子的媒体人，连自己基本的价值信仰与独立人格也无法守护，又是怎样可怜的人生？
媒体人需要更多的积极自由，这需要大环境改变，需要相关制度的驱动。最基本的，就是民主与自由，就是开放与宽容。
但是，如果只是把媒体人的健康问题都推给外部环境，就既不客观，也不理性，容易消极，不利于彻底解决问题。对媒体人来说，也应该好好去梳理一下自己的价值，由此来驱动一种更加健康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在今天，媒体人面临的价值困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口，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的表达，也正在迎来更多的开放平台，这需要媒体人的自我发现；媒体人更应该调整心态，懂得选择积极生活，形成强烈的生命意识，良好的运动健康习惯，学习更多医学知识，特别是懂得珍惜家庭和亲人，这样，才能让让内心更加阳光，让癌症、抑郁症之类的病魔无法靠近自己。
这些说得有点空，不够具象，那么，就举自己例子吧。在改变不了大环境的时候，我努力让工作小环境更加开放包容，善待每个异见者；不再抱怨单位组织的媒体无法发表自己观点，因为现实中有更多新介质与自媒体平台；漫久的夜班生活曾让我体重肥胖到180斤，后来，经过运动健身也可以定格在130斤；每天面对女儿的笑脸，我觉得以前“看透了黑暗，就看透了世界上所有的颜色”的签名，其实很可，。因为太阳每天都会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升起。
总之，让媒体人拥有积极自由，远离健康问题，不论是制度保障，还是行业自律，以及媒体人自我修行，一切都是有选择的。愿媒体人都有健康自由的明天。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