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偶遇领导”的新闻，遭到网友吐槽，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认为市长坐公交、书记扫大街，都是不折不扣的作秀、搞形式主义。甚至一些地方要求机关干部到农村去和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也被网友“告饶”：“求求领导，别来添乱了！”
领导干部下乡蹲点、上街劳动，曾是群众喜闻乐见并且非常欢迎的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典型们，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常态。曾几何时，领导扫大街、去劳动、坐公交，竟然成了新闻，甚至成了老百姓眼中的“作秀”、形式主义。为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群众的看法竟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
关键在于：面对时代的变化，领导干部已经无法如过去一样真正地进行实质性劳动，但又还没有现代政治“活动符号化”、“工作仪式化”的自觉与能力，导致在参与类似活动的时候，举措失当、宣传“造假”。
比如：为提倡绿色出行，领导干部在某日骑自行车上班，这本身是倡导式的“工作仪式”，仅此一次，但在宣传报道中，却有意无意地让受众误解为“领导常骑自行车上班”；为体验公交状态，领导干部某日坐公交车上班，这本来属于“实地调研”，但在宣传中，为了“鲜活”、“接地气”，非要让市民“偶遇”；为进行环卫工作决策，领导干部和环卫工人一起扫大街，这本身是“现场办公”，但宣传中却又突出“眼尖的哥”的“发现”……
凡此种种，使得领导的类似“亲民活动”有了许多别样的味道，加上一些领导干部所暴露出的官僚习气，与几十年前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领导干部有着较大反差，于是，“偶遇”、“扫大街”被群众视为作秀、形式主义，也就非常正常了。
“作秀感”的背后是“机关化”趋势。
事实上，在现代化社会中，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机关化”是常态，现代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专业化，在领导干部身上也并无不同，领导的专业就是“做官”。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的事务需要“一把手”及时处理，也造成“一把手”已经不大可能去为群众做某一件具体的事务。
我们现在还提倡向焦裕禄学习，是学习焦裕禄的为民情怀、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的精神，而不是学习他具体、真实地去做某一件“实事”——对当代领导“做实事”的要求有不同的标准。在焦裕禄时代，县委书记到农村一呆两三个月，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没问题；但在现在，如果一地“一把手”半个月不在办公室，许多工作恐怕就在处于停滞状态了。
农耕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区别，使得亲民为民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时代的变化，无关其他。
而在“机关化”的另一面，“一把手”又需要越来越向“符号化”转变，这也是正常而且必要的趋势。在许多领域，需要领导有更直观的感受方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需要“一把手”去体验；在更多时候，各领域的工作推动，需要“一把手”这个“符号”出席以示重要，这就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作秀”。
领导“扫大街”等“作秀”，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领导“扫大街”，当然不是因为多一个领导可以打扫得更干净，而是一种符号需要。作为“政治符号”的领导出场，使一些工作在协调沟通、推进上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扫大街”和去参加会议并没有不同，会议所传达的事务也早已确定，领导去不去并不影响决策内容，而只是一种“工作仪式”。
遗憾的是，许多领导干部自身都还未意识到这样的根本变化，导致在类似“工作仪式”中的表现形式与实际需要产生偏差，让公众在其中的观感不佳。
要改变公众对各种“工作仪式”的作秀观感，领导干部必须要意识到在新的时代亲民爱民为民的形式和要求已经产生了变化，应当先去适应这样的变化。面对公众对“亲民”活动的嘲讽，应反思自我的行为是否得当？宣传是否失真？是否存有“讨喜”的心态？
领导干部在“扫大街”之前，应当对“扫大街”的目的有清晰的认识，并据此安排活动；在“扫大街”的过程中，所有的活动方式要围绕着目的进行；在“扫完大街”后，宣传中一定要实事求是，重点落在目的上，“偶遇”顶多只是花絮，不应当抢占了目的的风头。
在公众还未适应领导干部“符号化”、“工作仪式化”的时代变化的时候，领导干部的“作秀”，并不简单。领导干部要先去适应这个变化，并在“工作仪式”中尽量选择公众易于接受的“作秀”方式，宣传中切忌刻意的设计和拔高。想来，两个舆论场对于领导“扫大街”的认识，能够逐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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