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浙江嘉兴，一名10个月大的男婴小翔被盗走后残忍虐杀。随后，嫌犯王文连被抓，对杀人抛尸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到底有多大的仇，到底有多狠的心，才会制造出这种人性不堪忍受的极恶呢？所有目光都聚焦到杀人者王文连的身上。
王文连，45岁个头1.6米左右，体型偏瘦，未婚，没女朋友，内向、孤僻、不合群、暴脾气。6月1日，他从一家火锅店结清工资离职，没找到新工作，依旧住在火锅店给员工租的公寓内，还经常来店里转悠。6月3日下午，他抱走火锅店老板娘弟弟的儿子小翔，以手掐、石块砸等手段进行杀害。
据王文连交代，他是因为平时受到店主和同事的排挤和愚弄，心存怨恨，伺机报复。专业心理人士分析，王文连可能存在人格分裂、偏执型人格、反社会性人格障碍。
我认为，王文连展示的，其实是当代城市游民的一种末路人生。这种末路人生，是指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市游民后，遭遇人生困境与精神危机，最终没有得到外力救济和自我救赎，在堕落中无法自拔。
“游民”的概念，在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有过阐述，大抵是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特点就在于“游”。王学泰说，“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会的腐化与无序，两者是互动的。”
王文连的人生状态，就是是游动的，不固定的、边缘化的人生。像他这样走向人性堕落，有过太多例子，众所周知的老舍笔下“骆驼祥子”，就是一个典型。
祥子在进城以后，经历过烈日和暴雨下的悲惨，虎妞的引诱，满足了他身体一时的欲望，但没让他拥有内心真正想要的家。他也有过对尊严、自由、理想的守护，但最终都被剥夺了。甚至，连又老又丑又凶悍的虎妞，也在以嘲弄的方式把他推进了人性的堕落地带。最后，游民祥子变成一个阴狠狡猾、无耻麻木、自暴自弃的人，过着吃喝嫖赌的堕落人生，让作家感叹“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在中国，“进城”，注定是城乡二元社会的长期现象；“游民”，也注定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如何防止进城的游民走向人性堕落，也注定是中国社会治理必须面对问题。盗婴杀人者王文连，也在展示当代城市游民一种极致的个人主义的末路人生，应该催发人们进行时代反思。
不能仅仅盯住王文连身上的恶，他的确存在孤僻、偷懒、爱打牌、会骂人，乱发脾气等恶习。但是，也必须承认，一个人身上的人性恶，有时可能来自于另一个人的传染。比如，对于这个45岁单身老男人，店里同事总是开玩笑叫他“童子鸡”，谁敢说，这就不是一种尊严的伤害呢？尽管受害者及其家人值得悲悯与同情，但一滴水也应该知道对洪灾负责。生活中，我们必须警惕自己是否在以“庸常的恶”助推别人走向人性堕落。
当然，更应该反思的，还是在现在如何铺建一条让城市游民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学者李慎之就说：“一百年来，或者说有史以来，中国只有到了现在才第一次有了认真开始现代化的机会，也第一次有了真正消化游民的机会，然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游民依然存在，游民意识根深柢固，源远流长，也仍然存在，我们现代化的道路就非通过这个地雷阵不可。”
遗憾的是，进城务工人员沦为城市游民，失去公共救济和自我救赎，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实存在。比看到王文连的性格缺陷和人格障碍更重要的，是更应关注“进城”语境下的游民生存环境。王文连不断面临失业，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无法享受城市原著民拥有的各种生活保障，处于临时化的被管理甚至被清理状态，而且，在生存危机的背后，还存在更为可怕的精神危机。这一切，都给城市人的公共生活埋下可怕的地雷。
一个当代城市游民的末路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警示符号。所以，在今天，不让城市游民陷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避免这个群体人性发生异变，冲决关于良善的基本信仰，迫切需要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通过制度改革和文化疗治来进行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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