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和“贪官”都不应该放弃治疗

2014年06月09日09:09  新闻专栏  作者:廖德凯  

  6月5日,崔永元在微博发言:“靠,自杀个贪官就是‘抑郁症’,把个好病生生给毁了。”这条微博威力不小,17000多点赞、9000多条转发、近6000条评论。

  小崔此言,不知所指何人也。不过,当日有消息称,山东某市常务副市长当日被发现自杀,家属称其有多年抑郁症病史。看来,患抑郁症者,如果是小崔,则是忧国忧民的“好病”,如果是一个官员患此病,则原因可疑,实在是亵渎了这个高大上的好病了!

  官员得抑郁症是否因贪贿而生,崔永元得抑郁症是否因忧国忧民,此事难以考证,我就闲扯一点抑郁症本身吧。

  在法学界,一直存在对自己的生命权是否可自由处置的争论,争得风生水起,还是没有争出个定论。争论归争论,但从自杀者的角度而言,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他还会在乎法律是否允许他处置自己的生命吗?于是有人说,这是法学界自己给自己找难受,这简直是在浪费智商嘛!

  当然,从学术的角度,争论还是有意义的,可以从中认识到更多的问题,比如权利的处置与社会责任、个人责任的法律问题。而医学界讨论这一话题就更为必要。因为除了特殊变故引起的激情自杀外,常规自杀更多的是心理健康问题。法学界的讨论也好,医学界的研究也罢,都是源于自杀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是个孝道国家,历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除了一些贞女烈妇、忠臣义士为捍卫名节而自杀的行为之外,自杀一直是个道德评价不高的个体行为。但如今,城市生活逐渐褪去了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的特征,生活在一个个充满了陌生人的城市,压力已经成为城市的共同标签,心理问题由此而倍加严重。自杀现象的增多,显示出人们在茫茫城市中的无助与寂寞。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自杀是惟一真正的哲学问题,惟一严肃的问题是“自杀问题”,“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哲学家的话有些深奥,但却也道出了自杀是一个心理问题。事实上,抑郁症作为常见的心理病症,正是自杀的高危因素,而它也是可以治疗并能够好转的。

  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数约为200万。

  6月6日,《新闻晨报》采访了原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高级法官罗卫平,在13年前,他每天想得最多的是:“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无法排解的工作压力、对生活丧失信心。死亡成了他唯一能摆脱恐惧和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手段。今年63岁的罗卫平可能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他及家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生活中只有痛苦和灰暗。

  那时,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回来”。不过,他最终通过积极的治疗还是“回来了”。但是像罗卫平这样“回来”的人并不多,多项健康调查表明,国人遇到心理问题后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意识不强,数据显示,仅有5%的患者接受了相关治疗。造成了群体心理问题严重、心理咨询师工作量却又不饱和的情况。

  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南都周刊》据此测算,全国目前已有9000万抑郁症患者。当自杀成为中国仅次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死亡的“第五杀手”时,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显然已经到了非关注不可的地步了。

  关注心理健康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及相关干预机制的构建,使潜在的自杀者能够有进行心理干预的机会;二是我们自己,个体心理健康意识至关重要。压力是在社会工作生活的必然,作为生命的个体,正确认识并合理释放自己的压力,在心理上遭遇困扰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应当成为理所当然的良好习惯,也是心理健康的关键。爱自己,要从心理健康开始。

  因此,不管是崔永元,还是那些“贪官”,得了抑郁症都不应该放弃治疗。毕竟不管得了抑郁症的原因是忧国忧民,还是贪污受贿,最终都是同样的病症。虽然用网络“寂寞派”的说法,“哥杀的不是自己,是寂寞!”但是要知道,自杀消灭的不是寂寞,而是自己!如果搞得不好,消灭自己的过程被网络大V认为是“毁灭罪证”的过程,就更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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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抑郁症 崔永元 自杀 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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