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崔永元在微博发言：“靠，自杀个贪官就是‘抑郁症’，把个好病生生给毁了。”这条微博威力不小，17000多点赞、9000多条转发、近6000条评论。
小崔此言，不知所指何人也。不过，当日有消息称，山东某市常务副市长当日被发现自杀，家属称其有多年抑郁症病史。看来，患抑郁症者，如果是小崔，则是忧国忧民的“好病”，如果是一个官员患此病，则原因可疑，实在是亵渎了这个高大上的好病了！
官员得抑郁症是否因贪贿而生，崔永元得抑郁症是否因忧国忧民，此事难以考证，我就闲扯一点抑郁症本身吧。
在法学界，一直存在对自己的生命权是否可自由处置的争论，争得风生水起，还是没有争出个定论。争论归争论，但从自杀者的角度而言，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他还会在乎法律是否允许他处置自己的生命吗？于是有人说，这是法学界自己给自己找难受，这简直是在浪费智商嘛！
当然，从学术的角度，争论还是有意义的，可以从中认识到更多的问题，比如权利的处置与社会责任、个人责任的法律问题。而医学界讨论这一话题就更为必要。因为除了特殊变故引起的激情自杀外，常规自杀更多的是心理健康问题。法学界的讨论也好，医学界的研究也罢，都是源于自杀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是个孝道国家，历来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除了一些贞女烈妇、忠臣义士为捍卫名节而自杀的行为之外，自杀一直是个道德评价不高的个体行为。但如今，城市生活逐渐褪去了人情社会和熟人社会的特征，生活在一个个充满了陌生人的城市，压力已经成为城市的共同标签，心理问题由此而倍加严重。自杀现象的增多，显示出人们在茫茫城市中的无助与寂寞。
法国哲学家加缪说，自杀是惟一真正的哲学问题，惟一严肃的问题是“自杀问题”，“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哲学家的话有些深奥，但却也道出了自杀是一个心理问题。事实上，抑郁症作为常见的心理病症，正是自杀的高危因素，而它也是可以治疗并能够好转的。
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数约为200万。
6月6日，《新闻晨报》采访了原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高级法官罗卫平，在13年前，他每天想得最多的是：“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无法排解的工作压力、对生活丧失信心。死亡成了他唯一能摆脱恐惧和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手段。今年63岁的罗卫平可能是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他及家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生活中只有痛苦和灰暗。
那时，没有人相信他还能“回来”。不过，他最终通过积极的治疗还是“回来了”。但是像罗卫平这样“回来”的人并不多，多项健康调查表明，国人遇到心理问题后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的意识不强，数据显示，仅有5%的患者接受了相关治疗。造成了群体心理问题严重、心理咨询师工作量却又不饱和的情况。
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南都周刊》据此测算，全国目前已有9000万抑郁症患者。当自杀成为中国仅次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死亡的“第五杀手”时，民众的心理健康问题显然已经到了非关注不可的地步了。
关注心理健康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及相关干预机制的构建，使潜在的自杀者能够有进行心理干预的机会；二是我们自己，个体心理健康意识至关重要。压力是在社会工作生活的必然，作为生命的个体，正确认识并合理释放自己的压力，在心理上遭遇困扰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应当成为理所当然的良好习惯，也是心理健康的关键。爱自己，要从心理健康开始。
因此，不管是崔永元，还是那些“贪官”，得了抑郁症都不应该放弃治疗。毕竟不管得了抑郁症的原因是忧国忧民，还是贪污受贿，最终都是同样的病症。虽然用网络“寂寞派”的说法，“哥杀的不是自己，是寂寞！”但是要知道，自杀消灭的不是寂寞，而是自己！如果搞得不好，消灭自己的过程被网络大V认为是“毁灭罪证”的过程，就更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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