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案件背后隐藏的高考招生腐败牵动公众的神经。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教育部已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某高校工作人员透露，前几年，学校每年“点招”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已经成为教师福利和学校发展经费的重要来源。
高考本该是一场公平竞争，高招本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点招”却是赤裸裸的“拼爹”和“拼钱”游戏。一些高校对教职工子女实行特殊录取，这是“拼爹”；一些校董花钱为子女“购买”招生名额，这是“拼钱”。
除此之外，既然高校留有机动招生名额，那么其他有权、有钱者就有了可乘之机，一些有权者打个电话、递张条子就能让高校点名录取某个考生，一些有钱人花几十万、上百万元就能“买”来高校招生名额。如此情景，让人恍惚以为高校是一个菜市场，真是斯文扫地。
虽然“点招”比例较小，涉及面不大，但它犹如一颗毒瘤，侵蚀着公平正义的肌体。这种丑恶的招生方式是对高考公平的公然羞辱，是对社会正义的粗暴践踏，是对世道人心的残忍伤害。
蔡荣生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受贿似乎是个人行为，“点招”似乎是个人腐败。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不是高校留出机动招生名额，无视教育部禁令暗地里搞“点招”，负责招生的“蔡荣生们”就没有那么多贪腐机会。实际情况是，“点招”的最大获利方恰恰是高校，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某重点高校的“点招”收费，每个名额高达100万元，“每年收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并不算稀奇，这些钱都落入高校的腰包。
对此，学校领导不可能不知情，甚至就是校领导的集体决策。正是这种集体腐败，给“蔡荣生们”个人腐败留下机会，正因为“点招”见不得阳光，个人腐败才潜滋暗长，顺利搭上集体腐败的“便车”。
在这个意义上，高校“点招”的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集体腐败不仅是个人腐败的源头，而且可能成为个人腐败的“保护伞”。有例为证：两年多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可云就在网上撰文断言该校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早在2010年，网上就出现了大量举报蔡荣生的材料，指其利用自主招生收受贿赂。但是，人大校方对此充耳不闻。至于为什么，想必不言自明。
公立高等学府为全民所有，招生名额是宝贵的公共资源，不能当做商品来买卖。一些高校“出卖”招生名额赚钱，大搞“钱权交易”和“权权交易”，将高考公平和社会公平踩在脚下，这不仅是一种集体腐败，而且是对大学精神的背叛。我国的教育经费虽然比较紧张，但高等教育经费一直被优先保障，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并不缺钱，高校工作者享受的待遇并不低。退一步说，即使高校经费不足，也不能靠“出卖”招生名额赚钱，这是高校应当坚守的底线道德和法律红线。
高校“点招”的集体腐败甚于个人腐败，因此，仅仅打击和惩处个人腐败是不够的。唯有拔出“萝卜”带出“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杜绝这种丑恶的招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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