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高密度、高强度的反腐措施受到全球关注。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13年公布廉洁程度排行中，中国位居80位左右，在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中等偏上的位置；邻国日本则排在18位，属于廉洁度较高的国家。在经济高速腾飞的时期，日本也曾经历过腐败案件多发、频发的阶段。通过立法执法、人事制度、舆论监督等立体方式，使日本的政治和行政领域的廉洁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首先，日本通过法律方式对公务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严格限制。在行政领域，公务员的廉政法规包括《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等。此外，在容易出现腐败行为的领域，也有详尽的法律法规。如《关于整顿经济关系罚则的法律》、《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等。按照《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规定，公务员在参加饭局时，有义务承担自己用餐的费用(也就是AA制)，在去企业或下属机构视察时，不能随意接受礼品，哪怕是不贵重的土特产。这些规定在日本公务员队伍中已经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公务员都会自觉遵守。
其次，选举领域的政治献金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日本法律在这方面也有严格的限制。如小泽一郎、前原诚司都曾因政治献金问题受到调查。东京都前知事猪濑直树因接受医疗法人“德州会”5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万元)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除《公职选举法》外，《政治资金管理法》对政治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都进行了严格规定。2007年这部法律又一次进行了修订，各政治团体1日元(约合6分人民币)以上的全部支出，都有提供发票的义务。
此外，公务员的“定期调动”制度也有效遏制了腐败的发生。在这种制度下，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刚入职的普通公务员，基本每两年都要调动轮岗。如经济产业省每年的5月到7月是“调动的季节”，全体公务员中约有半数会调动，每个人大概每两年都会被调到其他部门去。很多人调动会夸部门，如经济产业省的公务员有人会调动到内阁府，也有人调动到外务省。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让公务员接触更多职位，增强综合能力；同时也有效遏制了腐败问题。由于任期短，腐败问题不易发，即便发生腐败，也很容易被下一任发现。
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率先公布个人财产，打开了日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大门还有一个因素造就日本较高的廉洁度，那就是社会和舆论的监督。1974年，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率先公布个人财产，打开了日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大门，很多政治家的财产和收入高度透明。社会和舆论对公务员和政治家的财产和收入紧盯不放，很难有藏污纳垢的空间。在很多腐败案件中，日本媒体的深度调查甚至不逊色于日本检方的调查。此外，整个日本社会对腐败问题容忍度极低，官员一旦发生腐败问题，就很难东山再起。如1996年日本副部级高官冈光序治因腐败而落马被判刑。出狱后，他只能回老家照顾老母亲。
腐败问题事关民意、国运，须长抓不懈。中日同为东亚国家，官民关系和官僚心态有诸多相似之处。日本在治理腐败问题上的诸多做法，或许能为中国破解腐败难题提供些许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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