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今年3月的埃博拉西非大流行，迄今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反倒出现了加速扩张的势头：世卫组织(WHO)8月28日公布了最新疫情数据，1552人死亡，3069例确诊，而仅仅8天前，这两个数字还分别为1427人和2615例，大部分集中在最初发生疫情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国，但继尼日利亚后，塞内加尔也在8月中旬宣布发现一例埃博拉确诊患者。
埃博拉是典型的传播性疾病，且只有直接传播一条已知途经，在已知疫情大爆发，且各国间已采取协调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仍出现疫情传播加速、传播范围扩大的现象，不禁令人担心，非洲(确切说，是“狭义非洲”，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究竟能否令人放心。
糟糕的疫情应对
如今人们业已知道，本轮埃博拉西非大流行，是早在3月就开始了的，但最初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三国的地方行政当局，都曾不同程度地采取隐瞒、掩盖等方式“淡化处理”，惟恐疫情消息传出，影响自身或地方利益，这导致自3月至7月，长达近半年时间里，国际社会对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严重程度，始终缺乏清醒认识，尽管WHO和“无国界医生”等组织反复呼吁“关注西非埃博拉疫情”，但直到7月中旬左右，才因“埃博拉病毒传播到非洲以外”这一后来证明并不那么确切的传闻，让外界感受到切身威胁，而获得较多关注，宝贵的疫情控制时机就这样白白错过，对此，国际社会固然应负疏忽疫情、轻视非洲之责，但更多责任无疑要归咎于当事国自身——作为有切肤之痛的当事者，出现这样的应对拖沓，无疑是很不应该的。
当疫情已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并出现加速蔓延趋势后，相关国家的应对又如何？
西非三国和WHO之间的峰会已开过多次，疫情周边国家、非盟，乃至非洲国家和洲外国家间的各种级别会议也多次召开，并通过了雪片般的决议、共识、谅解和方案，但一切却更多浮于表面，得不到切实落实。
利比里亚是迄今确诊有疫情各国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也是国家治理受诟病最严重的。
这个国家尽管疫情最为严重，却直到8月6日才宣布进入为期90天的紧急状态，并启动国家紧急情况应对中心，当时政府发言人巴尔库。塔布曼表示，国家将尽一切努力应对疫情，军队已严格控制首都蒙罗维亚的出入口，检查出入者体温状况，“绝对有信心”避免疫情在更大范围内扩散，但8月16日，首都蒙罗维亚就发生了当地示威者攻击隔离区，导致至少17名埃博拉确诊患者逃跑藏匿的严重后果。
按照利比里亚方面发布的消息，该隔离区一共隔离了29名确诊患者，其中9人已经病故，4人在混乱中被亲人强行带走，攻击者和患者家属洗劫了隔离区，带走了包括病人被褥在内的许多物品，而这些物品和走失患者一样，很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一片混乱下当局封锁了首都两个街区，一直折腾到20日才宣布“问题解决”，至于是否真的解决？谁也说不好，要知道甚至前述数据也问题百出——9人死亡、4人被亲友带走，再加上趁乱自行逃走的“至少”17人，总数理应是30人，但同一份数据却说，该隔离区总共只隔离了29人而已。
塞拉利昂是当事国家中采取行动“动静”最大的，他们不仅在8月初就宣布边界控制措施，而且还部署多达1500名军警，在国内展开包括封闭运动休闲场所，减少商品运输频率，宣布疫情最严重的凯拉洪、东凯内马地区为隔离区等非常措施，甚至，他们还给这次行动起了个代号(“章鱼行动”)，但喀麦隆媒体批评称，塞拉利昂边控的加强和内控的强化，“对疫情控制的作用不大，却让本就司空见惯的敲诈勒索变本加厉”。
几内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该国直到8月9日才宣布边控，关闭了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边界，但几小时后又宣布暂时取消。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首都拉各斯拥有密集的国际航线，因此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埃博拉疫情在这里传播蔓延，对该国的疫情防控也格外重视。作为西非最大国家，该国政府曾在协调区域内共同应对埃博拉疫情等方面表现活跃，也很早就宣布对疫情“严防死守”，甚至以“预防措施不到位”为由，停止冈比亚国民航空公司在本国境内的航班，但有批评者指出，这些措施有些是虚应故事，还有一些则不免带有权力寻租之嫌，许多观察家都指出，这个有“非洲最腐败国家”称号的西非大国，习惯于制订名目繁多的禁令，然后再为有条件、有限期的解禁提供一张“随行就市”的“入场券”。
新近发生疫情的塞内加尔，这个公认西非国家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8月21日即因疫情实行边控，却直到29日才对外公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该国是西非国家中最早因埃博拉疫情而实行边控的(4月底)，但也是最早解除的(5月)。
或许结果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所有案例中，40%以上为近3周发现，死亡的1552人中利比里亚694人，几内亚430，塞拉利昂422，尼日利亚6，值得一提的是，尼日利亚第六例死亡患者，是在对拉各斯“严防死守”后，从拉各斯传播到东南部相距400公里的哈库特港的感染者，而塞内加尔那例受感染者，同样是“严防死守”后从尼日利亚因接触而染病的(几内亚学生)。即便不能借此表明，所有防控措施都是隔靴搔痒，却至少可证实这些当事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存在太多漏洞和瑕疵。
国家治理的漏洞所在
这些非洲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包括软件和硬件两方面。
硬件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经费不足，设备和技术条件差。
据联合国《2012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全球未被改良改良饮用水源人口共计7.83亿，其中40%以上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该报告根据撒哈拉以南35个国家(占该地区总人口84%)的数据分析显示，这一地区城市人口中最富有的20%，改良水源普及率高达90%，自来水普及率有60%，而在农村最穷的40%家庭中，改良水源普及率不足50%，自来水普及率近乎为零。而厕所问题甚至比水源更严重——撒哈拉以南大多数国家户内厕所普及率只有5、6成，农村更只有四成左右，且这些所谓的“厕所”，大多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高温、雨水和多户使用，无不会成为包括埃博拉在内，各种疫病的“助推器”。面对如此糟糕的条件，本来就不富裕的非洲各国，其国家治理措施的效力，自然无法高估。
边控、检疫等措施，需要足够的人力和技术装备，而这在许多非洲国家的边境间是很难满足的。上述几国间的陆地边界，所谓“口岸”多不过是几片连浇筑地面都没有的停车场，几根隔离栏和几间屋子，且口岸与口岸间，还存在近乎不设防的大段“自由边界”。由于历史原因，非洲许多民族跨界居住，他们对“国境”概念模糊，却有强烈的部族意识，在这样的条件下实施“封闭”，是很难做到的。
软件上的问题则更多。
如前所述，许多非洲国家存在严重的贪腐、本位主义、官僚主义和权力寻租现象，出了问题首先担心的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一旦疫情为人所知，会否影响本位利益，因此疫情发生伊始，各疫区国家便不约而同出现了瞒报、反报现象，如在利比里亚，一些地方官员及其代言人不断暗示“埃博拉疫情根本不存在”、“是外国打击本国的阴谋”。
更要命的是，由于卫生知识的不普及，加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当然同样是基于对以往政府国家治理糟糕纪录的感性认识)，许多公众对政府始则宣称“没有疫情”，继而因疫情而大动干戈无法理解，本能地用自己所能理解的逻辑去解读和反应，如利比里亚8.16事件的起因，就是隔离区被设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市郊贫民窟，引发积怨已久的当地贫民不满，在“疫情是政府编造”、“目的是借检疫搞拆迁”的流言驱动下，数以百计的当地人举着总统瑟利夫(EllenJohnson Sirleaf)“信用破产”的标语，演出了一出让人笑不出来的滑稽戏。
这一幕因糟糕国家治理而导致的荒诞剧还远没有落幕：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报道，最初掉以轻心的相关国家，近日出于恐慌，又纷纷推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严刑峻法，如在几内亚，未经医生允许离开隔离地区，会被判刑6个月；在尚未发现疫情的科特迪瓦，如果在靠近利比里亚边界的地方有人杀死并煮食了一只老鼠，他将被判刑1个月，理由是老鼠会传播疫情——然而这种说法至今并未得到确凿核实。
任何严刑峻法都需要人去执行，而这方面问题恐怕更大：前面提到的、被称呼“信用破产”的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日前愤怒地解雇了多名部长和强力部门高官，理由是他们“惧怕疫情”、“作为不力”，然而这些高官固然惧怕疫情，却丝毫不惧怕总统的炒鱿鱼——他们早就逃到国外去了。
比疫情更严重的
正如一些当地媒体所庆幸的，不幸中万幸的是，此次疫情并未发生在“狭义非洲”国家治理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核心疫区的三国中，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内战已偃旗息鼓多年，几内亚则长期和平，三国和周边国家的边界也大体平静，部族、教派矛盾虽然存在，近期却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不了的事；尼日利亚虽是个贪腐成风、国内教派和部族矛盾丛生的国家，却也是“黑非洲”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至于塞内加尔，如前所述，仅就非洲范围而言，其政治治理能力已是公认较强的。
倘此次疫情发生在以往曾发生过的一些热点、敏感地区，如武装割据普遍存在、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大湖区”和非洲裂谷带，或教派冲突激烈、恐怖组织和伊斯兰原教旨极端势力猖獗的萨赫勒地区；倘此次疫情的重灾区不是“核心疫区三国”，而是人多事杂、被“博科圣地”极端组织骚扰到鸡犬不宁的尼日利亚；倘此次疫情并非发生在边界和国内相对平静的当下，而是发生在利比里亚军阀混战、塞拉利昂“血钻”成灾的若干年前，所造成后果，恐怕更不堪设想，甚至，区外、洲外的国家和人们祸到临头都未必能察觉。
虽然经过10年高速增长期，但非洲积贫积弱，起点太低，前面所提到的、制约国家治理能力的“硬件”、“软件”瓶颈，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普遍存在：文化、卫生、经济方面的不发达，导致自然灾害和疫情损失扩大，政府应对乏力；交通和基础设施的欠债，令强力部门快速反应能力欠奉；人力、物力、财力的缺失，制约了政府的作为；普遍存在的民族、部落、宗教、教派矛盾和冲突，贪腐、权力寻租和地方割据，则让本就有限的政府治理能力、措施进一步“打折”。
国际社会并非不关注非洲。随着美非首脑峰会的举办，几乎所有当今世界大国，都已和非洲各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峰会，非洲也是接受国际援助更多的大洲。但目前几乎所有外来援助都遇见一个难以回避的两难死结：非洲受援国糟糕的国家治理能力，正严重影响和妨碍援助效果，和援助国积极性；而援助的减少和援助效果的欠佳，又反过来影响受援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
从目前看，洲外援助无非“只援助，不干预内政”和“要援助就得接受条件”两种模式，但两种模式都存在各自问题：“不干预”则援助资金、物资中相当一部分，将不可避免地被糟糕的国家治理体系所损耗；“预设条件”则会大大减缓援助的“落地”速度，从而令相关国家的“硬件”提高更为缓慢，并影响其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
更麻烦的是，即便干预，又怎么干预？
一如当地媒体和分析家所言，非洲各国并不缺乏看上去很像样的法律制度(都是从宗主国照搬的)，司法体系和选举制度，此次疫情所覆盖的几个国家都早已完成了民主化，有些甚至已实行多年，但在部族概念仍高于国家概念、“一人一票”或“法律意识”被宗族、部族、教派等形形色色更古老、传统和顽固的东西所异化的背景下，它们即便不是要人性命的砒霜，却也不是(至少暂时不是)药到病除的仙方。
疫情还在延续。仅就埃博拉本身而言，从历史经验看，其传播、蔓延有明显的周期性、衰减性，加上国际社会已普遍重视，此次疫情被控制甚至扑灭，应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作为此次疫情大爆发的关键“助推器”，非洲普遍低下的国家治理，却是个更棘手、更难找到应对之策的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是远比埃博拉更可怕、更易蔓延和更难根治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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