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习近平主席访印前夕，印度《第一邮报》上刊出署名拉杰夫夏尔马的文章，认为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结束以来，中国主席破天荒第一次在访问巴基斯坦前访印，具有“重大意义”。这位作者认为，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依赖于中印两个大国，双方必须抛弃昔日的痛苦回忆，共同携手向前，并憧憬两国能够回到上世纪50年代共同歌唱“印地秦尼巴依巴依”(Hindi-Cheenibhai-bhai中印人民是兄弟)的黄金岁月。
但即便这位作者本人也坦承，这并不容易，因为两国间还有棘手的边界争端问题未能解决，两国政治家和民众间还存在着相互不信任。不仅如此，作为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本地区或本地区以外的政治势力也势必产生合纵连横，让别人为自己火中取栗之心，加上两国自身都有大国情结和远大抱负，这些都足以令两国关系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化。
然而“印地”和“秦尼”即便在这种略有些不自然的氛围里，也在许多领域获得长足发展：经济领域自然最为突出，据印度旁遮普-哈里亚纳-德里工商会研究显示，2013-2014财年前9个月，印中贸易额达到495亿美元，占印度总贸易额8.7%，从前一财年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跃居第一大，超过了美国(460亿美元)和阿联酋(454亿美元)，且双边贸易关系发展速度惊人，潜力巨大，2004年双边贸易额不过70亿美元，2008年高达380亿美元，2013年为650亿美元，而双方计划在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在国际合作领域，双方不仅刚刚在“金砖”平台就“金砖国家银行”达成历史性共识，还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等问题上摆出“共同进退”的默契姿态。
和前任不同，刚刚上任的莫迪总理不仅是热心的经济改革倡导者，也是个身体力行的改革实干家。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期间，他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外资，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度需要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经济效率，他在竞选时更把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当作最重要的政治纲领和承诺。在这些方面，印度欠账太多，胃口太大，欧美日等国的投资、合作并不足以满足印度庞大的需要，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经验、技术和成就，早就为邦首席部长任上曾5度访华的莫迪所熟知。长期以来，印度的市场潜力为各大经济体所看好，但印度在许多经济、投资领域的对外资所设立的重重壁垒，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令包括中资在内各国资本望而生畏。莫迪在竞选时便表示，将竭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效率，以吸引外资，创造更多经济和就业机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经济体而言，这自然是个福音。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印，适逢莫迪总理64岁生日，后者一改生日期间不见外客的习惯，破例在故乡古吉拉特邦迎接习近平，并邀请出席生日活动，这不仅是一种友好的表示，也是一种合作的姿态。如果说，“莫迪改革”在整个印度范围内，依然前途未卜，那么在他长期经营的古吉拉特邦却已具备一定“小气候”，此次两国商讨的部分合作项目，尤其是众所瞩目的交通设施和工业园区项目，大多从该邦开始，可谓煞费苦心的安排。有报道称，此次中国将承诺未来5年内在印度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而印度则将对中国开放更多投资领域，万事开头难，从具备一定基础的古吉拉特邦开始，显然是宾主双方的匠心所在。
然而诚如许多分析家所言，印度是个有雄心、有抱负的国家，且长期以来拥有得天独厚的良好国际环境，在引进投资、接纳战略合作伙伴方面，同样会货比三家，左右逢源。自1980年至今，以经济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高达印度的4倍，这对于部分印度人而言，是艳羡和学习的榜样，赶超的目标和动力，但对另一部分印度人而言，却是和1962年边界战争失败一样难以接受的耻辱，不可能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构成微妙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中印经济结构虽然存在互补性，但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如今已达400亿美元以上，这也势必成为印度政府和许多印度人的一块心病。
还应看到，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是一个秉持民族主义纲领的政党，在经济、改革、基础建设、投资诸领域，莫迪政府可能表现出对中国(以及其它各国)更开放的姿态，在远离两国“敏感线”的国际领域也能呼应、配合，但在涉及领土争端或“势力范围”等问题上，印度人民党政府恐怕会比国大党更强硬、更不妥协。此外，在诸如“新丝路”等中方寄予厚望的国际合作项目上，印方的疑虑和犹豫不决，恐怕也不易化解。
《第一邮报》上那位名叫拉杰夫夏尔马的作者认为，“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后，可以相互合作，完成“摘星逐月那样的奇迹”，前提是妥善解决争端，消除彼此疑虑，加深彼此信任，这当然绝非易事，需要两国政府、领导人和各界有心人耐心、持久和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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