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马勇
严复对西方社会、文化、法律制度，都用比较深入的理解，留学期间，就与郭嵩焘有很多讨论。但他回国之后一直从事海军教育，并没有介入思想启蒙，更没有拿出时间去翻译西方著作。只是到了甲午战争，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变，终于让严复拍案而起。
甲午战争给严复的刺激远过于同时代任何人，殉国的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刘步蟾等将领，都是严复福州船政学堂，或留英学习海军的多年同窗。至于那些他亲手调教的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也有上百人在这场战争中献出生命。由此，就能理解为什么一向比较沉闷的严复，会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时就发出怒吼。
在严复看来，中国之所以打不过日本，不是中国在装备上不如日本，也不是中国军人不如日本人英勇顽强，而是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充分西方化。大难临头，京城士大夫对于世界大势茫然无知，不知病根，不知本原，只能头痛说头，脚痛说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
严复指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重新认识西方。近代以来的西方，早已不是传统中国所认识的那样，是蛮夷，是文明未开化的劣等族群。即便在经济成就、军事技术层面，严复认为，西方也并不仅仅拥有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而是坚船利炮的背后，有着文明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因此，学习西方，不仅要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话，而且要在制度文明、精神层面，老老实实承认近代西方的成就，承认工业革命留给西方的辉煌。
西方近代文明的本质，在严复看来是“力今以胜古”，是眼睛向前看，是进化，而不是退化，不是凡古皆好，惟古是尚。根据严复的研究，这是中西文明的最大差别，是中国文明无论如何也要补充的地方。严复在1895年春天那篇振聋发聩的檄文《论世变之亟》中指出：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社会进步与退步，无不具有学术上的依据。严复认为，中西在近代的差异、差距，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中西文明在学术、学理上的不同，西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就纯粹学理而言，西方重视实证主义，而在政治架构、司法制度方面，西方强调民主、公正。
自由、民主，都是西方社会基本价值观，但前后、轻重，在严复看来依然有所不同，不可混而同之。严复在《原强》指出，崇尚自由是西方社会充满活力的保证，民主只是捍卫自由的手段，是工具，民主不是目的，自由则是终极，换算到当年中国人最喜欢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西方人貌似“屈私以为公”，遏制私人欲望、利益以维护国家、集体，这在严复看来均不真实，真实的西方精神就是个人权利大于一切权利。这是东方社会很难理解的道理。
严复重新认识西方启蒙思想中一方面重视个人权利至上性、惟一性，另一方面严复向中国人反复强调“群”的力量，集体主义的意义。严复强调，西方社会的进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就是西方学术“以群学为要归”。西方学术重实证，贵自得，贱因人，喜善意，慎信古，重达用，薄藻饰。凡此，与中国文明精神迥异，是推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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