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看作者名字，你还以为这些话是出自延参法师之口：
“如果你的心中没有爱，生命的意义就很小了”。
“爱，并相信行动就可以改变，然后天真去使劲，我们就可以获得人生的至宝。相信我，一切没那么难。”
“大爱温润人心，行动改变中国”。
不，这些话出自邓飞，一个皮肤黝黑，因发起免费午餐知名的湖南汉子。在他的新书《免费午餐：柔软改变中国》里，他再次深情款款地写道：“爱是我们的成人礼”。
邓飞以前不是这样的。2011年以前，他是一名调查记者，满脑子想着找点猛料，起底黑幕，然后让一干官员落马，享受着破坏的快感。中国新闻界里以“湘军”最为彪悍，邓飞与另外三名湖南籍记者被一些官员称为“湖南四害”，外界则称赞他们是“湖南四虎”。
调查记者一般以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耙粪者”为参照，他们相信唯有揭露黑暗，才能推动国家进步。话说回来，作为一名记者，这也是最迅速的成名方式。邓飞的QQ签名很长一段时间是：“写出这个国家的幽暗秘密。”他以为自己是鲍勃·伍德沃德。
那时候的邓飞很少说“爱”，他只相信手里的投枪。
(一)
邓飞以为微博是更厉害的投枪，事实上也是如此。2011年，他通过微博直播将江西宜黄事件迅速放大，改变了事件的走向。
但是微博也带给邓飞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宜黄事件中钟家母女严重烧伤，病情危急。通过微博，包括邓飞在内的网友们发起一场午夜大救援：有人帮忙联系烧伤科的专家，有人用电话叫醒南昌卫生部门的官员以帮助敲定转院手续，有人联系红十字会的飞机以便于转院。微博名人任志强、潘石屹、姚晨等都加入救援。
经过18天与死神的抗争、1200公里的飞行，钟家母女来到了北京304医院——中国最好的烧伤医院接受手术，成功摆脱了危险。
这一场午夜救援让邓飞初步体会了“柔软的力量”。
孩子是更加牵动人心的力量。邓飞三年来一直在帮助彭高峰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却一直无果。还是微博带来了转机。微博打拐行动中，一位回乡探亲的网友，发现一个小男孩酷似微博上彭高峰孩子的照片。
他拨通了微博上留下的电话，接着马上飞到了徐州，以孩子舅舅身份和彭高峰会合。随后的两天，两地警察去乡村摸底，寻求最好的方法带出孩子，避免极端冲突。
邓飞和彭高峰只能天天窝在宾馆里等待。终于，电话响起，警方让他们去邳州公安局刑侦大队，他们拦车赶过去，彭高峰在哆嗦，开始抽烟，邓飞也开始抽烟，太紧张，两个人说不出话。
有一种情怀叫近乡情更怯。途中，日夜思念孩子的彭高峰一把抓住邓飞的大腿，他哆嗦。邓飞也哆嗦，他掐掉香烟发微博，“这是我们找了两年多的那个孩子吗？不要玩我们！”彭说：“飞哥，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然后他哭了，大哭，司机很困惑，又害怕，飞快扭头看了他们一眼。
等待是漫长的。抽完一支烟，又抽完一支烟，在抽第三支烟的时候，一台警车缓缓开近。车门打开，深圳警察抱着一个孩子走出，邓飞瞬间失控，大叫“文乐、文乐”。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呜呜哭的彭高峰，像只猫一样猛弹起来，扑了上去，一把抱起孩子哇哇大哭，“我的崽啊我的崽啊....。.”
应当说，邓飞这本书的文字比我想象中要克制的多，一个写特稿出身的记者原本可以把文字打造得更为煽情。尽管如此，这个故事仍然让我动容。
当年，邓飞的女儿4岁，作为一个父亲，看到另一个父亲找回自己的孩子，看到孩子仰着脸说“那个哭脸的男的是我爹爹，我认得的”，那种心灵的猛烈撞击不难想见。他瘫坐在地上，发了一条微博：“太牛逼了，孩子是我们的！”
“宜黄事件的微博直播，尤其是微博网友的午夜驰援，让我发现了善良的力量；而微博打拐，则似乎是一场命中注定的预演，我发现了孩子是中国人最大的公约数，对孩子的爱可以联合所有阶层和几乎所有国人。”邓飞写道。
所以，当邓飞了解到山区孩子吃不饱饭的情形后，他的行动变得那么合乎逻辑。
(二)
巧合的是，我认识的三位优秀的调查记者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加入到公益当中。被同仁们称为老大哥的王克勤发起了“大爱清尘”，专门救助尘肺病人。前同事孙春龙如今专门运营“老兵回家”项目，帮助二战期间流落于缅甸等地的国军老兵回归祖国，认祖归宗。
加上邓飞，三位最犀利的调查记者不约而同投身公益，这背后有什么共通的东西？
比起时政记者和财经记者，调查记者更多地深入社会的底层，直面社会的暗面，也遭遇更多的对抗。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往往也与巨大的压力相伴，且这种压力难以为外人道。这是调查记者的痛处。
2010年，孙春龙披露山西娄烦山体滑坡中政府隐瞒死亡人数，他的“致山西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信”获总理批示，一批官员遭查处。孙春龙从此为天下人所知，当选为中央电视台年度法治人物。但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个人以及家庭所遭遇的压力外界却难获知。他收到匿名短信，称了解他家的一切信息，告诫他不要继续行动。
当年底，我们所在的《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在上海开年会，我与他同住。半夜，孙春龙惊醒，在房间里抽烟，踱步。面对不知身处何方的敌人对家庭的威胁，这个壮实的陕西汉子隐蔽地展现出自己的脆弱。
如果将公益简化理解为善的回归，那么由于看够了足够的幽暗，调查记者们对于善的吸引也格外敏感。同一种内在驱动让他们迈向了同一个方向。
幸运地是，他们遭逢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人们因受够了原子化式个人的孤独而走向重新联合，在大一统国家的改革裂缝中硬挤出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人们不再依附于原来的单位，而是以公民精神为底色，以勃发的社会组织为纽带，重构着社会形态。
新科技让这种重构进一步展现出核聚变般的惊人面相。新技术赋权之下人人平等。但是邓飞抓的更紧，所以他让公益走的更远。
邓飞在书中写道，截止到2013年10月，免费午餐累计募捐7000万元，开餐学校328所，覆盖全国18个地区，累计受益人数78,721人，滚起一个巨大的民意雪球，并推动国家累计投入400亿元资金，并每年至少投入160亿元改善乡村孩子营养，深刻改变中国乡村教育格局，被业界评价为“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更奇妙的是，这个奇迹还在持续引爆其他行动，开创了一个‘微公益’的崭新时代，中国乡村儿童全面支持体系初具雏形，有力改善了6100万留守儿童的困境，一场温暖变革正在展开。”
邓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新社会、新技术赋权的结果，没有这些，邓飞再强，也无法撬动人心中的善的杠杆。邓飞符合了时代的逻辑。
(三)
邓飞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何道峰奉为其公益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导师。2011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习中，何道峰慷慨演讲：“公益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止解决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更是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接受公共教育和公共训练，尝试民间自立和社会自治，用这种方法让中国变得更好。”
我曾听过何道峰先生的演讲，沛然正气，有舍我其谁的布道者气象，感染力极强。当时坐在台下的邓飞形容“犹如子弹，洞穿我心”。
“我不由又想到自己。做记者写稿时，如同站在山顶上，总觉得那些失败者要么就是傻子，要么就是骗子，容易动怒，但做了一年公益，才知道世事的复杂和多元，并不是黑白分明。而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也需要在实践中接受磨砺，培养一颗同理心。”他自己如此评价。
如果说营救钟家母女、微博打拐让邓飞实现了善的自发，那么何道峰让邓飞实现了公益的自觉。
但是，不能把邓飞当作一个无私的奉献者，更不能当作圣徒。邓飞没有成为鲍勃·伍德沃德，但公益却使邓飞获得了可相媲美的社会声誉，拿奖拿到手软，谈笑有大腕，往来多名流，自己也成功跻身为青年导师之列。邓飞在广袤的社会正能量场的回应和激荡中如鱼得水，他是快乐的，这快乐推动他走的更远。或许这么说才更贴近邓飞故事的本质：邓飞通过公益获得了自我完善和提升，实现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没错，爱是邓飞的成人礼。
事实上，这才是爱的本质。心理学名著《少有人走的路》斯科特。派克给“爱”下过这样的定义：“为了促进自我和他人心智成熟，而具有的一种自我完善的意愿”。爱并不是纯粹的牺牲，它在成全他人的时候，也使自己精神专注，获得一种庄严感和崇高感，自我也从中得到了完善。这就是斯科特·派克所说的心智成熟的旅程。
邓飞由自己切入到国家：“爱是我们的成人礼。同样，它也将帮助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成长，帮助日渐麻木迟钝的社会躯体，重新醒来、行走、呼吸。”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成人礼。当下国人表现出来的种种浮躁不安、逐利无度、见死不救正是中国人失却了爱的能力的恶果。
我们正在经历美国镀金时代一般的道德泥潭，好在也同时迎来了后镀金时代良知复归的曙光。丹尼尔。贝尔说，在后工业社会中，人只认识别人，而且必须“相亲相爱，要不就得死去”。
邓飞符合了爱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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