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相比1998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相关通知，新版景区开会禁令不仅从篇幅上增加了一倍多，且新增了风景名胜地9处，细节规定也更加严格。(9月29日《京华时报》)
有两条同时关于景区数量的新闻，几乎出现在各大网站同样的位置。一条是，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景区又新增了9处，共计21处；另一条是，社科院发布了175个5A级景区的门票情况。看到这样的新闻，你不得不有这样的质疑，景区开会的禁区，应该至少包括175个才对，以文件的形式列禁区的单子，以16年修订一次的频率，什么时候能把所有的景区都划去？“会议腐败”什么时候能得到遏制？
其实，如果细细读完《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则必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以上质疑和担忧。因为通知里还写明了以下内容：一是，地方党政机关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开会，不得跨区召开，因工作需要确需跨行政区域召开会议的，必须报同级党委、政府批准；另一个是，严禁在培训费、接待费中列支门票费等，严禁向下级转嫁费用。显然，这两条规定存在，大大缩小了党政机关景区开会的空间，而且，这两个规定要远远比列出一张禁区单子更为有效。
有两个常识，必须要重申：一是，不是所有的景区都有“会议腐败”的原罪，中央把相关景区列入“黑名单”显然经过了认真的研究，需要明确的是，如果真是工作需要，如果真是程序正当，账单透明，景区也不应该成为官方活动的禁区；二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财政不够透明、权力受不到约束才是许多党政机关肆无忌惮搞“会议腐败”、发放“会议福利”的根本。因此，根治“会议腐败”的良方不在景区，而在权力的约束机制是否奏效。
我国是一个会议大国，甚至是一个超级会议大国。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些官员就是，“不是走在去开会的路上，就是正在开会，或是刚刚开完会”。据《半月谈》的一组数据：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一年中参加的大小会议、活动绝不会少于1000个。如此开会现状，既降低了行政效率，形成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又还容易让会议浪费公共财政，产生极严重的会议腐败。显然，给“会议大国”戴上紧箍咒既是一种需要，又是一种必要。
关于党政机关会议费管理制度，我国并非完全空白。去年9月份，国务院几个部门印发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参会人员以在京单位为主的会议不得到京外召开，不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各单位要严格控制会议规模；改进会议形式，充分运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会议成本，提高效率。应该说，中央政府正在试图改变我国“会议腐败”现状，这是值得期待的。
“会议腐败”，在本质上讲，是一种特权腐败。但要明白的是，“会议腐败”的根源不在景区，国有企业把党委会和班子会开到迪拜去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再次强调，“会议腐败”的治本之策在于约束权力，更在于强有力的制度问责和司法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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