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秦前红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的去世，引发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由衷地追思和关注。这对于一个离开政治舞台中心已逾二十年之久而又刻意保持低调的老人来说，似乎是一份意想不到的殊誉。但在兹念兹，他却又是实至名归。作为肇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政治领导集体中杰出的一员，他有理想主义情怀，有很高的政治操守，有见识、有魄力、通晓世界潮流，能够真正了解并忠实于民众的意志与愿望。属于“忘之俨然，即之则温，听起言也厉”的伟岸君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无论他作为地方大员，还是担任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在务实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同时，他还大声疾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这些都表现出他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奠定他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讲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是不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此种认知高度在当时的党内不说是空谷足音，至少也是寥寥无几。在缺乏民主法制历史积淀的中国，民主法治发展的水平往往与领导人的感同身受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局限却最终决定了改革发展的局限。一个有兴趣的历史学命题乃是，如果没有政治命运的三起三伏，邓小平能否如斯坚定地开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彭真如果没有挨整、挨斗和秦城监狱坐牢九年的不堪经历，他是否还能够在主持八二修宪时坚决主张人格尊严的不受侵犯和人身自由的严格保护？老子言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中国的民主法治何时能够走出这种诡谲的怪圈，而完全达致凤凰涅槃的境界？
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工程师”，万里将复杂的政治体制问题巧妙地化约为政治系统中的技术问题，从而既回避令人困扰的政治正确争论，又能直达政治体制问题的核心。他在1986年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田纪云言之为：“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万里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笔者将其视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一个深刻追问，但这样一个追问迄今并未得到完满的解答。举其要之，决策权的高度垄断化，决策过程的神秘化，决策程序的非法治化，决策主体的小圈子化，决策错误矫正不能及时化，以及决策过错问责困难以及决策浪费惊人、损害后果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在当下不仅没有减少或降低，而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直面“万里式”命题，最为急切的解决之道在于：
第一，固然各种类型的决策都有民主性的向度问题，但低位阶、具体决策的民主化仅限于方式和程序问题，但最高层面的国家决策一定关涉到权力的民主配置问题。在民主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选择的前提下，任何终极决策权力都归于人民，并由人民承受其后果。在广土众民的国度里，则必须确立最高代议民主机构的决定机关地位，而不能以任何名义将其决定权虚置化。在阶层分化越来越突显、利益日益错综复杂的当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难以不借由民主的机制，就能自以为决策当然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第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开放言论自由。这不仅是因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是追求真理的必备前提，还是因为科学的决策必须要广纳群言，充分收集并占有客观全面的信息，同时还要置于开放的言论环境下接受批评和检验。否则一方面垄断决策权，另一方面又舆论尽操于手，无所制约，最终必然造成决策的恣意。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关于此点，万里有诸多精辟之论。比如，“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禁，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领导人要尊重人民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一样的话，甚至反对自己的话。”“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他认为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研究的，在没有进行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
第三，决策权力必须纳入法治的制度空间。这既包括决策机构必须是有宪定或法定职权的机构，而不能是法外的临时小组和临时委员会等之类的机构；法外机构不能侵削或者僭越法定机构的决策权，近年来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各级政府首长负责制越来越名不副实，即可足证此点；又包括决策的成果必须通过法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法律、决定、决议等，而不是表现为名目繁多的批示、指示、文件等；还包括公开公正的程序决策，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应该容许决策中的辩论和不同意见表达，并尊重广大民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
第四，中国之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必须厘清执政党的领导权与人民代表大会决策权之间的权力边界。执政党为要保持先进性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如何使这些方针、政策不冲击既有宪法法律秩序的稳定性，从而使执政党政治意愿的先进性与政治行为的合宪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这是当下中国决策体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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