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下山》剧照
文/詹万承
尽管新华网的原稿链接已删，尽管网络上力撑者不在少数，可是，贾玲毕竟没能扛住，最终还是选择道歉。
《辜负大家，对不起！》，@贾玲 这份周六傍晚发出的致歉词，截至今日午后阅读数已过700万。几经思量后，她低头认错，有对观众的歉意，也有自我的反思，还有对花木兰的恭维，以及对今后的期许，“经过这两天的学习我深刻的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首先对喜爱我的观众致歉，由于我的无知和疏于学习演绎了花木兰这个作品…花木兰是受人尊敬的巾帼英雄，显然拿她来演绎成一个喜剧作品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违公众审美习惯的。感谢对我批评教育的热心观众，接下来我会更好更多的学习演绎更多正能量悦人心的作品。”
显然，这是一个多方商讨后的选择，也是试图符合各方期待的策略，在@贾玲 致歉发布前15分钟，@欢乐喜剧人 已有过公开说明，宣布停播一期：“东方卫视周六《欢乐喜剧人》节目开播以来，一直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6月27日的节目播出后，其中贾玲参演的小品《木兰从军》引起了社会、网络的广泛议论。连日来，节目组全体人员及参演艺人，非常认真地听取与阅读了各方对节目和小品的各种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为了改进节目和提高节目制作水平，节目组决定暂时停播今晚的《欢乐喜剧人》节目，待改进提升节目质量后再播出。”
遥相呼应的句子，也出现@贾玲 的致歉里：“艺术无涯，传统有界！也对东方卫视，对同仁们说声对不起。再次真心的说声抱歉。”
不解。无奈。叹息。愤怒。
满足。得意。高兴。鼓掌。
在两种敌对情绪中，不满还是占了上风。“贾玲你个没骨气的，理那几个河南老头干嘛”，读其题，知其意，微信公众号“仕图”态度鲜明，认为“就不该道歉”：“1、花木兰在正史上从来就查无此人；2、花木兰在最早的文学作品当中生活在北魏的边境附近，所谓花木兰是河南人，那是你们唱了太多遍的‘理太偏’之后形成的错觉…3、那个小品艺术造诣不高，全都是女胖子花痴的梗，粗制滥造，但是也是春晚模式正能量，讲吃亏是福，换句话说，女汉子和你们宣扬爱国英雄的是一家人，你们还要对付她。”
就事论事之后，道理自然生发，今夕何夕之意，杂陈于文字间：“说相声的有一种豁免权，有点像西方宫廷的弄臣和小丑，扑克牌里小丑最大，比A和K要大，就是因为幽默和讽刺力量超过王权。楚庄王有伶人可以规劝他，汉武帝有东方朔，这都是可以追溯上去的传统。”
不过，@六小龄童 却要点赞，称这开了一个好头：“那恶搞玄奘大师及世界名著《西游记》的影、视、剧、网络小说的诸位怎么办？”
《六小龄童为贾玲道歉点赞，心痛西游被恶搞》，这条随后被@六小龄童 转发的新浪娱乐报道，态度清晰，没有疑义。这位1986年版《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如果不是这条被转发的微博，或许还有人会错意，认为他是正话反说，在为贾玲抱不平。
“《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丑化了和尚，要不要吴承恩出来道歉？”若是看到@作家崔成浩 这一问，不知@六小龄童 会如何回答？
“不知道这是远指周星驰，还是近指国产动画《大圣归来》，更不知道是不是饰演了一次孙悟空，六小龄童老师已经把自己当成孙悟空本尊了。”如果看到腾讯今日话题另一问，不知@六小龄童 又会如何回答？
不过，这倒也是@六小龄童 一贯的态度，依据@王星WX 所忆，他早就有不满：“十几年前，六小龄童先生到北外演讲，当时《大话西游》很火，我问您怎么看至尊宝和紫霞的爱情，先生说没看过，但听过，很不认同这种乱搞，孙悟空不会谈恋爱。”
有态度的网易，今日以事实说话，《贾玲就恶搞花木兰道歉，大批民众力挺贾玲》。这条转自红网的评论，也出现在新浪首页，标题同样爱憎分明，“大批网友反对贾玲就恶搞花木兰道歉”：“不少网友发起‘贾玲保卫战’，反对道歉，因为文化艺术不能只发出一个声音，百花齐放就得‘不合时宜’，就要‘有违公众审美习惯’。大胆地挑衅主流审美的作品未必都是好的，但好作品必然不会媚俗，不会刻奇，你好我好只会结出先天愚型不喜不悲不怒不惊的丑陋果实。显然，贾玲创作喜剧的禁区，可以是法律，可以是道德，但肯定不能是民众喜怒无常的脸色，否则舞台上只有悲剧可演了。”
开办近十年的红辣椒评论，一如湖南人性格一般火爆，以时下纸媒尺度比对，红网评论可谓包着火：“按这个标准推论，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后妃，以及传奇话本小说戏剧中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陈圆圆，携手佛教济公道教三清，都会男默女泪，然后高喊‘向我道歉’。美国总统更会无语凝噎，让好莱坞那帮人‘谢罪’也难解心头恨。部分民众对喜剧的容忍尺度，竟然比饱受诟病的审查机构还促狭、敏感，简直是‘文化碰瓷’。如此一来，戏剧等文化艺术只能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程式化演出，成为新时代的样板戏…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奥威尔悲观地描述出人们恐惧后的顺从。在这个复古的时代，有些人要掌握过去，大家打鸡血一样争相搬出腐朽的牌位，迫不及待地磕头，脚后跟踢疼了屁股却不自知。”
过了。真过了。实在过了。连@烧伤超人阿宝 、@鲍迪克 、@雷希颖 等左派意见领袖，也有不忍，认为贾玲无心，不必小题大做。
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汹涌来袭。
贾玲之后是陈凯歌。
依据澎湃新闻所述，又有人在要求道歉：“7月19日上午8时许，认证为‘丹东市道教协会’的微信公众号‘道扬天下’发布题为《道教界向导演陈凯歌提出严正谴责声明——由中道协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孟崇然道长发起倡议》的文章称，《道士下山》电影严重背离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肆意丑化道教、道士形象，违反多项政策法规，并要求《道士下山》电影必须马上停止所有播映、对道教界向社会做出公开道歉、消除所有因电影《道士下山》所带来的对道教界的不良影响。”
依葫芦画瓢，同理归谬的@冯小刚 ，要为导演叫屈，默默写下一出荒诞剧：“妖协要求《捉妖记》道歉。”
以此类推，对剧情熟悉的@梁惠王 ，上前献策：“《道士下山》惹来道协抗议，其实可抗议的还有：医学界抗议把范伟医生塑造得床上太猥琐。妇联抗议林志玲太淫荡，不讲婚姻道德。梨园行抗议张震动辄罢演，还打伤观众，毫无艺德。军界抗议郭富城战场搞基，扰乱军心。佛界抗议和尚们冷酷，见伤重病人不管不顾，只知埋头吃饭。娘炮界抗议他们不是杀人犯…”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同样熟稔剧情的@财经网 ，由编辑来替导演抹把伤心泪：“陈凯歌在《道士下山》一片中，以大量的，量大到几乎让观众不可忍受的旁白说教，试图向观众宣示乃至灌输他对‘道’的理解与阐述，不想，结果却是如此…”
其中荒诞，可见一斑。
电影并非现实，何必如此紧张，@陈弋弋 觉得常识还是有必要重复：“我记得杜琪峰导演说，香港不会限制电影把警察拍成黑社会，因为观众会认为这是电影，生活中的警察一样保护他们，他们对警察的信任感不会被一部电影改变。”
可是，内地与香港，终究不一样。做新闻久了，自然见多识广，@王星WX 又有回忆：“前几年李一道长最火的时候，我们做过几篇小稿子，只谈水下憋气两小时、通电治癌症等问题(我对道家养生、名人供奉都没意见，那是自由)，但报了两天就没了，后来的报道大多是同行做的，为什么呢？原来当地道教协会发来一份公函，大概意思是道士们群情激奋，甚至想上街散步，可能造成宗教群体性事件。”
转机出现在昨日傍晚，依据@中国日报 所做采访，来势汹汹的谴责，并非出自道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新闻发言人孟至岭道长对记者表示，《道士下山》的制片方之前与中国道协有沟通，并按照要求对于剧情做了修改，因此道协对于影片持有包容心态。谴责声明并非由道协发出，至于是否孟崇然以个人名义发出尚待核实。”
所以，@风息神泪 认为，不必杯弓蛇影：“一个‘丹东市道教协会’的微信公众号，这事之前关注人都还不知道有没有四位数。九点左右发的文章，中午各大网站就挂满了‘道教界遣责’通稿，下午就上了微博搜索热门。效率真是感人…简单说：1、道教没有官方任何渠道发表此言论；2、说这话的孟崇然虽是道协副会长，然正副会长一共有二十位；3、不到李光富、张凤林这个级别，都不能动辄声称‘道教界’。她连全真那边都不能代表。说直白点：这事完全像私人言论无限拔高，电影牵媒体炒作。”
逐渐显现的疑点，也为@道门网-正统道教网站 所捕捉到：“一、为什么不在上映之前发布此消息，反而在过了《道士下山》热映之后发布；二、此类语气道歉文章，在之前道友微信朋友圈被转发过很多；三、违反法律，应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如文章所说，何须声明；四、媒体炒作应需要有节操，未经核实消息请勿发布，娱乐道教。”
这两桩被@胡淑芬 认为是“索歉运动”来临征兆的事件，在微信公众号“阑夕”的解读里联系更为紧密：“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属于民间组织，中国道教协会则挂靠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底下，二者伺机闻风而动，均受中国广宣阵线的宏观政策影响。众所周知，‘掌握文明的话语权’，是本届草根国师揣测圣意应运而生的主张，其具体含义就是反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一切有可能冲击家国及民族理论的区域设置禁区，用‘盖棺定论’的方式来解决演绎噪声。”
在“阑夕”看来，其实无需讶异，这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上而下的曲意承迎，核心领域显然是在意识形态这个被称为‘网络上甘岭’之处。质疑邱少云，就是不懂‘军人生理学’，而试图证伪英雄史迹，就是‘不知哪里来的胆子’(出自军报原文)，恩威并施的抹杀争议，就是这场保卫运动的最终目的。而花木兰和道教这对活宝借机蹭了过来，虽有稀释肃穆环境的不合时宜，却仍有着精细明察的机智，就像那张印有老街坊字样的律师名片一样，上层不见得欣赏，却也不太好方便一脚踢开它们。”
种种争议，被环球时报社评今日总结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不断面临内部文化冲突”：“一方面，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牢固而敏感，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现代化带来部分人将传统与世界潮流对接的强烈愿望。这两种文化意愿不断摩擦，形成中国现代文化现象的千姿百态。”
这份人民日报子报，再秀一把走钢丝的绝活，呈现出复杂中国的复杂矛盾：“《木兰从军》的表现形式对多数人来说有些突兀，但把它‘一棍子打死’又让一些人感到另一种不舒服和警惕。这两种感受在今天的中国都相当真实，当《道士下山》也似被‘乘势’要求道歉时，后一种情绪受到连续刺激，形成爆发…应当说，保护传统文化和崇尚现代观念有着各自的合理性，社会心理在这两个方向上都非对立、僵化的。因此具体文化突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突破角度和程度是否恰当，能否对应社会多元态度的内在张力，而不是冒失地制造断裂…文艺创作者需更加睿智，有宽阔视野和敏锐洞察力。他们既不能为了创新就不顾分寸，用创新的合理性代替一切，也不能从此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恰巧，此时，施芝鸿又出现了。
继3月份指责胡乱猜测某亲王之后，他在接受凤凰网独家采访时，又谈起了“文革基础上搞改革”，“这注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既要补生产力发展这一课，也要补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建设这一课，两者缺一不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道德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提出来的。施芝鸿告诉凤凰网，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在我国形成了大氛围、释放了正能量，但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
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曾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秘书出身的施芝鸿，做起解读来，自然也是高屋建瓴：“如何按照习近平所强调‘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施芝鸿梳理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面向党内外36个不同社会群体的分类指导要求。36个群体，既覆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也覆盖了县委书记等基层干部；既覆盖了工人、劳模和先进人物，也覆盖了年轻一代高技能人才；既覆盖了科技、文艺、教育工作者和央企负责人等传统范畴的社会群体，也覆盖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等新社会阶层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等等…在施芝鸿看来，习近平对36个社会不同群体提出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可成为相关部门指导下一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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