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国和世界的大舞台将上演哪些精彩，令人期待。
中国版价值观共同体
何 辉
2014年，中国有三大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中国价值观应该会产生出更多新内涵。为什么这么说？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自2013年3月以来，中国领导人不管是在外交场合，还是在国内，都反复强调“中国梦”。“中国梦”实际上是个价值观问题。中国正在尝试一种建构主义的思路，希望通过对“中国梦”的诉求，来形成对价值观的统领，并创造价值观共同体。中国的价值观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能不能形成？这个目标有挑战。现在，中国的期望是在周边国家内形成一个“息息相关”的价值观共同体。所以，2014年如果有“高访”或其他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话，我觉得，围绕“中国梦”，中国可能在对外宣传方面会有一些大动作。
第二，民间的经济力量会进一步增长。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4年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一定会出现，那就是民间企业会形成新一轮发展。但民间企业的成长空间仍然有限。国有大企业在经济领域可能会形成一种特殊形态的垄断形式，它与西方企业的垄断会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企业的实力增长到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国家应该怎么扶持，依然还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去解决。
第三， 2014年中国国内社会的民主氛围还会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将获得新发展。很多因素会促进这一趋势，包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司法制度的改革、社交媒体的发展、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教育的进一步普及以及大众文化的发展。
对推动中国民主建设的因素之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另外趋势有必要详论。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作用的增强会影响公权力的发展。为什么不是一定会促进公权力的发展呢？这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信任机制的问题。如社会信任机制得以加强，就会导致公权力收缩；如社会信任机制再继续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公权力扩张。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包括每个公民的自治能力加强，很多事情政府就不用费心去管。社会信任机制的建设，是影响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它还涉及到中国价值观的生产。这个问题在今后二三十年里都会很重要，不仅仅是2014年或近几年的问题。▲(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
中日冲突可能性50%
刘 迪
今年正值一战爆发100周年。最近日本媒体关于中日存在偶发冲突可能性的报道增多。在2014年，这种危险存在。这是今年中日关系最糟糕的情况。这种冲突，只对少数个人及利益集团有利，对两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2014年，中日关系会是否更加恶化，取决于东亚地区存在的两种秩序——即战后秩序与冷战秩序的相互调整、平衡。我们知道，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战后秩序启动，在国际及日本国内对安倍政权的挑战发出遏制信号。这一秩序既包括战中战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建构的东亚基本规则，也包括该地区国家内部的法律、政治制度。事实表明，这一秩序仍然发挥规制功能。但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还存在冷战秩序，例如美日安保条约仍存在，对中国崛起具有遏制因素。如何发挥战后秩序对东亚地区的稳定作用，消除抑制冷战秩序的影响是观察分析中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战后秩序是否可以抑制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我认为成功机会为一半。
当然分析预测中日关系未来发展，中日两国国内因素也相当重要。两国均存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当前中国民族主义来自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而当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背景来自于对日本经济长期萧条造成的焦虑及中国崛起。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个人、利益集团利用民族主义挑起中日对立。2014年，要聚焦这些个人、利益集团的行动。
安倍1日在新年贺词中称“夺回强大日本的战斗才刚开始”。强大的日本能够回归吗？现在还看不到自民党内部或其他政党存在安倍有力的挑战者。但即使新的一年日本运用金融财政政策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因人口老龄化、少子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制度已经成熟，日本无法重温上世纪高速增长的历史。全球力量转移不断倾向亚洲，转向新兴国家。中国
、东盟、印度等崛起步伐大势不会改变。许多学者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仍可维持一个稳定、分配相对平等的经济体制，但从经济规模来看，日本将成中等国家，无法对美国承担更多义务，也无法兑现过多国际承诺。▲(作者是知名旅日学者)
改革理论在实践中磨合
刘志勤
我对2014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并充满信心，但是必须明白，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的问题，有的理论风险依然存在，伴随着政策上的风险。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显然是一个大胆的进步。然而，“市场决定论”的前提是我们的市场所有制性质，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属于市场所有制的市场，才可能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企业所有制是以国有制为主导，并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关联十分密切，在这个大背景下，实现真正意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的难度会很大。这个矛盾不解决，又会导致顶层设计和市场实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妥善解决这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协调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今年面临的政策风险就是如何掌握好城镇化进度。从某种程度而言，城镇化就是就业化，而就业又离不开工业化的发展。现代工业化和以往发生质的变化：大工业搬离了大城市，城市随着工业走的发展历程已经改变。中国必须适应新的发展模式，提出符合中国式城镇化道路。
2014年必须关注金融业的深层次危机的爆发。互联网金融在去年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不是银行，不能也不应该取代银行的作用。互联网的支付宝、余额宝只是便捷支付和结算的工具而已，不能过高估计其对金融改革的价值，其内在巨大风险必须置于央行监管之下。有些企业的大股东为外国投资方，如果他们掌控中国支付人的信息，肯定不是简单的金融安全问题了。设想外资随时撤资，会对支付宝等工具产生摧毁性破坏。我们不能不防。
总之，2014年是检验理论和实践的关键一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认真对待新理论，新问题，新实践。▲(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推进全球网络行为规范
沈 逸
2014年也许我们会见证三种网络安全观念的博弈，一种认为，网络安全就是尽可能将网络空间恢复成互联网出现之前对数据和信息的控制；一种认为网络安全必须以自己单独或与若干盟友的绝对优势掌控整个网络空间；第三种则是从数据流动的角度去理解网络安全，通过积极合作，自主可控的方式来建设和完善网络空间。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可通过模型和深度数据挖掘，非常精准地预测中国整体的理解和发展。这种态势是中国不可接受的。
因此2014年一个焦点就是，中国如何推进全球范围的网络空间行为规范。跟网络安全相关的风险大概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实体安全问题引发网络安全问题，比如说在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冲突，一些非政府组织在网络空间让这个事情产生一定的交互。由于现在对整个网络空间的依赖有明显提升，所以这种事件产生的后果可能会更大。
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比特币的出现是一个明显标志。在现实空间中，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带来的破坏力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如何监管也成了一个大问题。
三是金砖国家在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方面可能深度合作。比如巴西峰会上巴西提出搞一个金砖国家数据中心，网络空间可能出现三足鼎立状况，金砖国家和美国、欧洲，这可能会出现集中90%以上的数据，而其他国家很少。
中国可以尝试证明，中国确实愿意实践新型大国的行为准则，确保网络空间的发展让全球获益，而中国的利益已深刻嵌入这个开放互联的世界，并无意复制一个美国那样的霸权。在此过程中，如何对2014年可能出现的网络意外事件做出恰当反应，如何应对网络空间与网下，比如，钓鱼岛问题的互动，防范可能的网络攻击干扰正常的社会运行秩序等，都可能是2014年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作者是复旦大学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