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鄢烈山
读了《给原县委书记送礼80多官员被免职》的报道,我觉得挺纠结。这个“原”字用得费解倒在其次(他们只会给在任的书记送礼,才不会给“原”书记送呢!新浪新闻与天津网的报道没用“原”字,关注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案的人也不会误认是给现任书记送礼)。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办案中争议的焦点。虽然法院综合分析判定,毋保良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然而“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这“屈从”一词看得好刺眼!他受贿这么疯狂:十年一贯;“包括县领导班子成员和近20名乡镇党政‘一把手’”都得向他行贿;“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有一名干部曾3次与其他干部‘结伴而行’,共同送给毋保良4.8万元”……这都可以叫“屈从”,那逼他贪的“外部风气影响”得有多么强暴?
这里不想纠缠法院的这个表述对于毋保良而言是否准确,若说官场风气这些年相当堕落则差不多是社会共识,尽管没有“提钱进步”、“日后提拔”这类网上段子讲得那么夸张那么普遍。
云南那个多年公开“叫板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党外高官”、“曾与蒋介石斗争到底”的老革命杨维骏说:“现在这个世道完全变了,是非观念颠倒了,好像干不好的事才是正常的,干好事反而变成奇怪的了。”(见《南方周末》9月4日第2版)。他的愤激之词,不止针对官场,而是针对“世道”的。
说到世道,不能不说到官场之外的腐败,说到全社会的尊荣与屈辱的颠倒。这种颠倒煎熬着我们许多人的良心。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朝,省级高官张清格,为了保持自己的清格,特地写了《禁止馈送檄》高悬公堂:“一丝一粒,(关乎)我之名节;一厘一毫,(取之)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也就是说,收取贿赂是自污人格;行贿是污辱对方人格。这是传统的为官正道,也是民间信奉的为人准则。我参观过好几处杨姓的古村古镇,包括湖南怀化市会同县的侗族高椅古村,都以是东汉关西夫子、清廉名臣杨震的后裔为荣,悬挂着“关西门第”、“清白人家”的匾额。
可是,如今,我们却不得不为是否“送礼”(行贿)进退两难。我可以不为职务职称晋升,可是却不能不为孩子读书求人。虽然以自己的社会关系在这方面“求人”可以不用行贿,那个心理过程还是很难受的。现在想起儿子从武汉转学到广州读初中和高中,可能因为我的拘泥没有上成名校而吃了大亏,我也不知该如何评价自己的“不通人情世故”。至于看病手术,给不给麻醉师和主刀大夫“送红包”,也是一个煎熬人的问题。我总觉得那是对医生的人格污辱。我和太太在广东省中医院总部与分院分别做过手术,都咬牙没有“送礼”(照样得到了精心治疗,我们的解释是自己运气不错,没碰上传说中的“坏人”)。至于我在外地做手术时,坚持要给医生“送礼”的亲戚,他们究竟送了没有我不知道。平民百姓,又岂止入学看病要“求人”,举凡就业、经商、办事都存在是否屈己或“辱人”的问题。
另一个日常要面对的屈辱就是,不是被人家当骗子对待,就是怀疑人家是骗子!
按照现代政治伦理,掌握公权力的人要被假定并非圣人、可能滥用权力谋私作弊,所以要接受社会监督,权力运行要公开透明;而对普通人则应该“无罪推定”,假定他是清白的,以保障人权。可是,社会上骗子实在是太多了,人们动辄中招,基本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都无保障,电信和金融诈骗成灾,女大学生失踪案一起又一起,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要求陌生人的信任;更有“杀熟”一说,如传销类专坑亲友的。那么,我们被猜疑被防范的委屈向谁倾吐?反过来,我们处理人际关系保持戒心,时时设防,心态也变了。对别人表达不信任岂止是在菜市场说“不要短秤”之类赤裸裸?有时意识到自己的说法是对对方人品的怀疑,自己的表达不尊重人是没教养,更多的时候是习惯了。
导演王小帅在威尼斯电影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可能过度政治化,现在完全是信仰坍塌,底线全部打破。这里头的麻木性、不思辨性、理性的缺失,跟过去是一样的,你不把这个梳理出来的话,会害了年轻人。”是呀,我们都该参与这种梳理,既梳理历史,也梳理现实。不然,我们就真的彻底麻木,荣辱颠倒,习非成是,永堕黑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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