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行贿轻受贿的现象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王学进
国庆假期期间，曾向刘铁男行贿754万元的前“山东首富”宋作文，在山东烟台出席了龙口市第三届孝德文化节并致辞。同时，从公开渠道来看，涉及刘铁男一案的多家企业负责人，目前也基本“安然无恙”。(10月9日《新京报》)
受贿与行贿，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谁也离不开谁，故各国刑法都将两者视为经济犯罪，制定相应的惩罚规定。但由于各国对两者性质的认识不同，惩罚标准也轻重不一。概括而言，目前各国不同的惩罚取向大致分为两类：对称性惩罚和非对称性惩罚。对称性惩罚是指受贿者和行贿者受到的惩罚是对称的、等同的，如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倾向于对称性惩罚；非对称性惩罚是指受贿者和行贿者受到的惩罚是不对称的、不等同的，如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国则倾向于非对称性惩罚。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和三百九十条对行贿罪的认定和量刑标准看，中国属于后者。
虽然《刑法》制定了对行贿罪的量刑标准，但正如刑辩律师唐红新所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一般来说，因行贿被判刑的，不太常见。”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们眼看一个个贪官被法办，但未曾见有哪位行贿者被判刑的。此种现象不太正常。
上述消息之所以成今天各大网站的焦点新闻，是因为事涉刘铁男案的多位行贿者毫发无损，放大了这种反常现象。以宋行贿754万元和恒逸石化的董事长邱建林行贿财物共计1649万元的行贿事实分析，已经够得上“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了。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实情是，两人不但未获刑，甚至连乌纱帽都没丢，照样在台上台下活得风风光光。
两人怎么会逃脱刑事处分呢？报道末尾如是说：廊坊检察院在指控书中援引的证据表明，宋作文、张房有、邱建林等人均向检方提供了证言。对照《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但报道没披露，他们是否在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是说提供了(刘受贿他们行贿的)证言。问题是，他们一开始就没被检方当作行贿者被追诉，何谈免除处罚？
《刑法》之所以要做出上述免除处罚的规定，是为了方便破案，尽快掌握受贿者的犯罪证据，给行贿者一个立功的机会。就刘铁男案而言，并不存在破案难题，因为其认罪态度非常好，不但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且还写了反腐建议书，根本不给行贿者立功机会。因此说，本案行贿者不具备“免除处罚”的资格。
我们无法判定如此严重的行贿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了多大损失，但从行贿者“安然无恙”的现状中可以预测给全社会尤其是公民道德造成的致命伤害。如此严重的行贿行为不受追究，会给国民传递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即行贿无罪。这样一来，社会大众均有可能卷入贿赂，腐败就很可能在社会中广泛蔓延。不容假设，接生一个小孩要行贿，办一个证件要行贿，小孩上一个学要行贿等，诸多事实证明，贿赂已经渗透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相较受贿者，行贿者人数要远远多于前者。因为只有那些掌握权力资源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受贿者，所以人数毕竟有限，而行贿者则不然，他们即便没权力资源和社会地位，但只要手中有钱、有物，就具备了行贿条件，所以说，全社会的人都是潜在的行贿人。一旦行贿成为被默许、不被追究的行为，就意味着人人都可能成为行贿者，如此，道德底线将会全面失守，后果堪虞。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在今年4月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表示，行贿是腐败的一大原因，严厉打击行贿才能遏止腐败。(4月29日《环球时报》)诚哉斯言。就目前情形而论，我们不指望修改《刑法》，将非对称性惩罚修改为对称性惩罚，只希望检察机关转变只重视查处腐败官员而忽视惩罚行贿者的观念，将刑法规定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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