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马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

　　汪向东(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

　　主持：原杰

　　责编：高岩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原杰，5月7号21点24分，中国北方航空公司在大连附近的海域失事了，机上10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虽然这个灾难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但我想一提起5·7空难，我们的心情还是很沉痛的，遇难者家属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那么如何帮他们面对骤然失去亲人的痛苦，继续生活，在大连空难的救助队伍中就有一批来自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心理医生，他们所做的正是这项工作，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灾难后的心理救助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天我们就把刚刚从大连回访遇难者家属归来的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的两位心理医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录音节，他们分别是马弘主任，还有一位是汪向东教授，我们知道在大连空难之前关于灾难后的心理救助工作好像很多人知道得非常少，所以在节目的时候请你们对你们的工作做做介绍。

　　汪：在灾害以后进行心理干预，从我们国家来说确实开始得比较晚，参与的人数也比较少，但从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来说，从1994年克拉玛依第一次起了特大火灾之后，我们派出了两排医疗队，经过我们参与的灾难性事件也有四五件了，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灾，1998年的张北地域，1998年的全国大洪水，洛阳特大火灾，然后就是这次的大连空难，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作为一个单位来说，基本是参与了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人为灾难和自然灾害。

　　原：你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这种突发性的灾难之后人们心理产生的应激反应来做调整是吧？

　　汪：对，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做出不同的干预，处理或者治疗，因为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灾害以后有不同反应，同一灾害以后也有不同反应，同一灾害以后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反应，马大夫算我们国家最早开始灾后心理干预，在克拉玛依我是属于后方人员，当时第一批去的是马大夫和我们所的吕秀英教授。

　　原：您来说说。

　　马：克拉玛依那次火灾当地有很大的职工医院，它有精神医生，但是因为受灾面特别大，300多人遇难，100多人受伤，所以他波及的家属，涉及到将近两万人吧，而且克拉玛依是座石油城，他就这么亲戚朋友同学这么算下来，当地的精神科医生有点应付不过来了，因为那是石油部向卫生部正式请求加派医疗队，因为当时卫生部已经派了骨科外科的医疗队，所以我们单位因为是唯一的卫生部直属的卫生机构。

　　原：算是官派。

　　马：第一次官派，去的时候心里也没底，平时我们做医生是一对一的，大规模的是第一次，平时说家里出点事到精神病科来就诊，这不少见，但那么大人群，因为他是一个健康人群遭受突发事件，所以我们心里也不是很有底，当时我们还带了很多书。

　　原：包括提问的内容都是教科书上的内容。

　　汪：这么大规模的灾难以后，人们心理反应跟平时独立的创伤性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我们心里也没有底，而且受灾或者受害相互的影响很大，而且如果只是一个人受到影响，我们的支持社区很好，但现在大家都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相互之间的支持也失去了，所以应该评估哪些方面？

　　马：到那儿之后他的指挥部就提名单说很多人需要帮助，提上来很多名单，当时我们觉得是遇难者或者伤员家属，后来发现提供帮助的政府或者善后人员，这次大家员义工或者志愿者，也有很多搞不明白的问题，包括医疗队本身，包括我们自己，确实像刚才汪大夫说的，这是这个地区，这个人群同时受到影响，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克拉玛依特别黑，特别冷，没有音乐，大家都不说话，特别压抑。

　　原：氛围特别不好。

　　马：对，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在想这饭怎么吃，都吃得特别快，吃完了就全回病房了，感觉特别特别压抑，而且政府官员特别想把这件事做好，但这件事面波及得很广。

　　原：做的第一项正式工作您还有印象吗？

　　马：从第二天就开始正式工作了，第一天他给我们提供名单，我们去了九户人家，我觉得第二天工作就开始从很多方面展开了，当时克拉玛依有电视台，还有广播电台，吕秀英教授就去谈一谈对大众面很广的灾难之后大家应该怎么办，其他人应该怎么办，遇难者应该怎么办，其他人应该怎么帮助他们，每天白天工作，晚上回来就写这些稿，对工会的人员和医疗护理人员，当时我记得一两百人的课也讲了几次，还开了咨询门诊，你也可以鼓励他自己来，特别重的我们还是出诊。

　　(音板：灾难对人造成的心理创作可能是终生不愈的，国外学者对BuffaloCreek大坝坍塌的受害者长期追踪发现，创作后应激障碍终生患病率高达59、4%。灾难中的遇难者、他们的家属、救援人员、卫生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受大众传媒影响的普通公民都会因为蒙受灾难的阴影，造成心理应激反应。心理医生能够为这些人提供怎样的帮助，请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心理医生，介入灾难救助》。)

　　原：做这种工作是不是要首先要和有这样问题的人先交朋友，有朋友关系就更好介入这个事情？

　　汪：对，我们跟别的心理治疗一样，先建立关系，一个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家最入门最基本的技巧。

　　原：但往往在这种应激事件下，他处在特殊的心理状态下，好像交朋友是挺困难的事情。

　　汪：这时候交朋友不能完全用语言交朋友，也不是套套近乎就完事，要确确实实为他们做些很细微的事情，要体查到他们的需要，不吃不喝是比较觉的现象，我们除了要订上饭，端上饭以后还需要把矿泉水瓶的盖子拎开送到他嘴边，通过这样的步骤一步一步和他建立关系，让他体会到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关心他，关心他的一切。

　　马：好多家属他不说话，光哭，也不吃饭，你们来帮助一下，现在看，包括这次也有，就觉得有帮助就是他说话了，或者吃饭了，这就是工作有成效了，别人就说为什么别人劝他不说话，你们劝他们就能说话了呢？

　　原：对，大伙儿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你们的劝说就会特别有效？

　　汪：每个人都会有想表述自己感情的愿望，只是有时候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表达，有的觉得不应该表达，有的觉得在某种场合我不能表达，比如一个父亲，他觉得我不能在孩子面前表达我的悲伤，或者觉得表达悲伤是我的软弱，很多因素限制了他的表达，让他变得不说话，一个不说话的现象后面有很多很多原因，这可能就是专业人员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所在。

　　原：你们就要用专业的眼光来分析。

　　汪：对，同样一个不说话的张三李四可能原因完全不一样，也可能他们觉得跟你们说这些有什么用，你们能帮我们什么忙，我的亲人失去了，别说你们心理医生了，本事再大，谁来了也没用，所以我们把握一点很重要，我们没有回天之力，但是一定能有所作为。

　　马：我记得当时去第一家还是第二家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安抚，我们进去之前他们就提醒我们千万不提这孩子的事，我们想不提这孩子说什么呢？他们说一提就哭，你们有没有办法不让他们哭，比如节哀，保重，这种词都用得挺多的。

　　原：这肯定是领导或者非专业人士。

　　马：也不完全是领导，老百姓也是，亲戚朋友也说他身体不好，你有没有办法不让他哭，其实从哭来讲也有不同的，有哭去世的人，为什么走那么早，还有人哭我怎么办，哪方面的原因都有，还有很多哭的就是后悔，孩子就想去趟北京，我为什么没带，还有就是我刚买了家具礼物，过两天就是元旦了，要给他用，结果他没用着就去了，他哭的原因非常非常多，但一般人只看到哭，我们是希望知道他哭的原因，看这是你能控制的还是不能控制的，我自己觉得这个工作有被肯定的是另外一个孩子，也是非常重的，他也是不吃不喝，叫我们进去，我们跟他们谈，我当时一点底都没有，他伤那么重，说什么也没用，我自己就是这种感觉，他说他没去过北京，想去北京，特别喜欢一个玩具，我当时想他伤这么重，希望还在，就赶紧鼓励他吧，现在你听汪大夫的课，鼓励这种希望，动用这种力量，就赶快说你好了赶快去北京吧，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来，他说我特别想要一个玩具，在克拉玛依买不着，在乌鲁木齐买不到，我说我给你买，他挺高兴的，当时那孩子特别想自杀，因为他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这儿也不是特别好讲，后来把玩具带来了第二批医疗队员就说他特别喜欢这个玩具，其实并不是他要的，因为我在北京跑了很多地儿没买着，买到一个类似的，大概几个月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我还留着，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阿姨，不是你们当时的帮助，我就没有勇气活下去，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肯定，我一直留着，别的信我都收到了，因为经常搬家，但这封信我放在了一个很容易拿到的地方。

　　汪：这次非常惨，人生的三大悲剧同时发生在了好多家庭，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非常多这样的家庭。

　　原：尤其是在咱们这样的家庭可能更重视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传统，有这样的说法，一提到这种东西可能心情就更难控制。

　　马：实际这次像救捞人员最后遗体的分检，潜水员--我用双手触摸死亡，就是讲他的一些心理过程，说一下海黑乎乎的，也不知道会摸到什么，就一直写他的恐惧，但心理素质还是很好，包括摸到黑匣子他们都采访了，实际游泳小队讨论这种形式挺快的，三个小时吧，没时间两个小时也能将就着完成。

　　汪：我觉得专业人员跟一般我们平时的劝慰有些不同，第一，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或者处于危机中的人他们是什么状况，他们心理的状况，情感的状况，他自己思维清晰的程度，包括周围他能得到多少支持，他在生活中有没有其它的问题，现在我回过头看大连省干预过程我还没有看到有符合精神障碍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正常的，没有一例是药物治疗的，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都是健康人，或者我们换个说法，他们都是被这起异乎寻常的事件的正常反应，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主要还是疏导，帮助他们在合适的时候表达他们的感情。

　　原：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也许现在是正常反应，但如果积淀下来，长时间得不到释放，得不到排解，长期以后，也许几年以后，他会出现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汪：您说得很对，这就是我们喊着叫着到处说，灾后一定要有精神卫生干预，要有心理干预的理由，它不光影响到一个人，还会影响到家人，再大一点是社区，工作单位，因为他的情绪反应不光是内心痛苦的问题，接下来还会影响他的人际功能，举个例子，有一个受难者家属回去工作，就觉得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因为他很伤痛，而周围人还按着他的常态在他既有的轨道上运行，什么衣服好看，街上什么好看，听着这些话心里烦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原：可能他要没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觉得这些事情也是很美好的。

　　汪：他现在心里想的是家里人都不在，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人都遭难了，还说穿什么衣服，什么裙子搭配什么鞋，就是一种无名之火，有这样的感受和想法很自然就影响他们同事的关系，上下级的关系，然后一连串的后继问题就发生了，另外长期痛苦情绪的压抑，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可能会有躯体问题。

　　原：就是身体上的毛病？

　　汪：到内科，消化科，神经科，反反复复检查，他的痛苦是很真实的，但是却什么也查不出来，从经济上会造成很大损失。

　　(音板：巨大的灾难一下子就把人推向了绝境，很少有人有应付灾难的足够力量。在死亡、损伤和生死离别面前，抚平人们心上伤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心理救治，然而作为施救者的心理医生可能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心理医生，介入灾难救助》。)

　　原：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马：从他那儿回来我挺受打击的，到去年，当时做小组论坛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建议，说你描述你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的小组是角色扮演那样的，他说你说的都是真话假话，我想我说的都是真话啊，他建议我你去看精神科医生，我说我自己就是，还找谁看？他还是建议我去看，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我有创伤应激障碍，他说我觉得你还是找人谈谈好，下来以后我问汪大夫我是有病吗？需要找大夫看，我自己的体会那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可能有五年，我也不愿意说，因为我在家说我们家说他们就说你不要说这件事，能不能说点好的？你说了别人不愉快，你也不会愉快，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没过去，可能我到公共场合可能首先看到的是消防器材，我有很长时间不愿意去大商场，去了之后不论商品怎么摆放我都能特别快的发现他的消防器材，后来我觉得我好之后，现在我去商场找消防器材，当然也能找到，但是不那么敏感，而且现在我出差，我一定要看好安全通道才睡觉，有一次特别累，特别晚，躺下之后突然想起来消防通道在哪儿，爬起来看看门背后，门背后有一个门，出门往右，我还不放心，去那儿看，因为我知道有些消防通道是关着的，我看它确实开着才能睡得踏实，因为有一次我发现消防通道在外面，冬天风特别大，我说这倒好，一步出去就在外面了。

　　原：睡得就更踏实了。

　　马：对，而且我还总跟人家说你们要看好安全通道才睡觉，防火意识就特别强，如果这事你老在心里过不起，最后发现渲泄的好处，说来说去，你描述这件事情的过程，事情的细节都会记得，你的情感反应就会降低，不会平面的说这事，我记得第一次办培训班的时候汪大夫说你讲讲这个事情，我讲完这个事情一出教室就哭了，我想印证一下是我自己这样还是所有人都这样，我就通过一个曾经我提供过帮助的遇难者的亲属，因为他是男同志，我就问他你觉得说好还是不说好？他说我觉得说说好，说一说吧，就不那么激动了。

　　原：您回想当时您跟家里人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家里人不表现出反感，您在家得到渲泄是不是更好一些？

　　马：我觉得是，但他们没跟你一起去，你老用这个影响他们也不好，所以后来我想我干嘛跟他们说这些，他们过得好好的，你老跟他们说当时什么样什么样人家也不愿意听，这次回来空难的事我也问过汪大夫，我跟我孩子说，他也不是表示很积极的要听，我还真是很确定的问了他一次，说你对这事是不是特别不关心啊？他说不是，我真是挺想帮助那些人，但你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话，只好不说话，我觉得如果像汪大夫说的，有这么一个通道，半年之内我可以找专业人员说，一个是对你自己有帮助，第二对你的家人肯定也有帮助。

　　汪：我们做这项工作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而且可以持续很多年，我1996年到日本参加过半天的讲习班，当时有四个讲习员，今年我碰到其中一个人，他说那三个人已经不能工作了，他们自己都得了PTSG，就是你刚才说的创伤应激障碍，所以这个影响一点不能低估。

　　原：而且他是在这个工作中患上的？

　　汪：对，就是对别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所以这也是很需要强调的，我们很多人有很大的工作热情，尤其是面临这种重大障碍的时候，出于仁道主义精神，完全不顾自己，拼了老命去工作，这方面必须要注意，所以不管是在洛阳还是大连，第一句话我跟医务人员说要保重自己，当然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有很多措施，我们事先比较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的成就感，自信心可能比较早的建立，这是事先的准备，在过程中，我们以小组的形式工作，至少两个人一组，男女搭配，至少男同志有男同志的劣势，女同志有女同志的优势，帮助配合一个是技术上的相互补充，尤其是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考虑问题可能不全面，在这个问题上，任何考虑不全面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举个例子，在大连就要不要告诉孩子他妈妈遇难的事情，实际他们是竭尽全力隐瞒这件事情。

　　原：实际按传统的做法，很多人都能瞒多长时间就瞒多长时间。

　　汪：对，但我们的建议是逐渐把消息透露给他，让他参与哀悼的过程，表达他的感情，我们的建议没错，但我们在肯定建议的时候可能就无意否认了家长的做法，对他就是一种批评，对他来说他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他就会背上包袱，所以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我带了别的什么后果，所以我还要回头做他的工作，告诉他大部分人，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会这么做，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原：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真是很繁杂，要考虑到方方面面，有一个人出现了某种症状，他会牵扯到多少人？

　　汪：对，它是很连锁的反应，一个受难家属绝对不是核心的三个人四个人，最保守的估计我觉得20个人会受影响。

　　马：20到25人受影响。

　　汪：技术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支持，像在大连那天晚上我们应邀杨森公司的员工进行了集体干预，我们分成三个大夫，马大夫，吕大夫和我，分别跟每组大概十个人进行交谈，当时快结束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当时我坚持这个活动完了之后要交流我们自己的感受，看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可能首先趴下的是我们也不一定。

　　(音板：在大连空难的救助工作中对心理危机的干预虽然还是局部的，但却是国家相关机构第一次主动去做这个工作，政府应该在这项工作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心理医生，介入灾难救助》。)

　　原：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的严俊女士，严俊女士作为政府官员在这次大连空难问题处理过程中一直和马医生汪医生一直工作。

　　严：我比较关注心理应激救援的组织工作，前天我们又到了大连回访大连的第七人民医院以及大连市卫生局，主要想了解他们这次在组织上，从政府来说，从医护人员来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好的意见，因为在今年的四月份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这个规划是从2002年到2010年，在规划中重点提出来了在未来十年中我们国家要建立国家精神卫生干预的模式。

　　原：我想这恐怕是马主任，汪教授最盼望的，这项工作如果有政府的支持，恐怕以后开展起来更有效。

　　严：我觉得这项工作做起来离不开专业人员的支持，但政府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

　　原：我想问问汪教授，他们谈的情况，不管是政府还是专业人员谈这个情况好像都谈到我们国家在开展这项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开展这项工作是不是比较早？

　　汪：在美国有关救灾的立法，其中有一项就是在灾害以后精神卫生救援有关的规定和条款，我今天带来了，非常小的字，有十来页，提出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派出危机干预的队伍，总统宣布一个重大灾害发生之后，州政府或者地方救灾委员会就会给出一笔特别的资金，那些受灾的灾民和遇难者的家属可以免费享受三个月到九个月的危机干涉，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需要，有的可能一次会谈这也是一种干涉，有的可能需要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小时比较系统的心理治疗，但有一个时限的规定，一般是六个月，但假如这个地方受灾严重，当地机构还可以继续向联邦政府提出申请--

　　原：是免费的？

　　汪：对，在国外心理治疗费用是很高的，一个小时一百美元，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支出。

　　原：我觉得像您说的是政府在这方面给的特别有力的支撑，以法的形式出现，那么专业人员要做的呢？专业人员是不是在这方面也有很成熟的经验？

　　原：专业人员有比较完备的系统，精神救援和急救救援一样，从灾情报告到救援工作的组织，救援工作的实施，信息的监测和汇总，进一步随访，也是一样的，我们做精神卫生，心理卫生也是一样，我们在灾前灾后或者灾害当时实际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灾前我们要培训，培训既包括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也包括那些要参加救援的医务人员，消防队员，像这次的潜水员。

　　原：就是所有这次接触灾难的人员。

　　汪：对，都需要培训和干预。

　　严：这也是逐步的过程，应该说我们的前期工作是到2002年4月份之前是前期工作，应该说医院的要求已经写到中国精神卫生规划当中去，是一项政府的工作，我也会在适合的时候把它推出来。

　　原：现在还是保密阶段？

　　严：不是保密，现在还在前期起草阶段，像刚才两位专家提到的克拉玛依，群众能够接受这样的精神科医生介入，心理医生的介入，但是我们在经历洛阳的火灾以及这次大连的空难，实际很多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不这么理解，他认为心理医生能干什么？精神科医生能干什么，我没有精神上的疾病，没有心理疾病，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大连的心理医生介入好多也是以政府安抚人员来介入的。

　　原：就是不暴露身份？

　　严：没有暴露身份，这是一方面，需要有群众接受的过程，从政府来说因为实际咱们国家做救灾防病也有很好的经验，像我们91年的大洪水，98年的大洪水，我们都有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创举，我们国家也有地震之后的医疗救护，卫生防疫防病的医院，还有水灾的医院，所以从政府的组织来看，我们国家应对突发性的这种事件应该说很有经验，但因为精神卫生工作在我们国家应该属于起步阶段。

　　汪：第三世界。

　　严：不是政府不重视这块儿工作，而是没想到，没想到群众除了需要躯体上的，疾病的救护，还需要心理上的，精神上的。

　　原：其实以前可能也不能说没想到，但你要是某个单位出了问题，单位领导就担负着去慰问一下，去参加个什么悼念活动，工会，妇联，包括领导，不过不管怎么说，那只是行政职务的一种工作，跟专业的介入还是不一样。

　　严：领导组织的关心，像我们在洪水的时候，总书记，总理都上过现场。

　　原：这也非常重要。

　　严：老百姓，群众受灾以后心理上的安慰可能还需要专业人员，或者不是专业人员，但他接受了一定专业培训的人员去做可能比较个体化一点，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音板：您正在收听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今天的话题是《心理医生，介入灾难救助》。一旦灾难降临，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我国的政府和心理工作者正在为灾难后的心理救助进行着怎样的努力？简短的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原：尽管预案还没有出台，我觉得培训工作是刻不容缓，在我们的节目里是不是两位专业人士，汪教授和马主任是不是也能给我们听众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事先给听众做做培训。

　　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系统工程，用几分钟介绍不了，最重要的两点，第一要了解在面临或者遭遇这种事情之后会有哪些反应，包括反反复复回想这个事情，有时候做恶梦，比如地震，有时候稍微有点感觉，好像地震就要来了，惊慌失措，摔伤摔死的都有，还有回避，不愿意谈这个事情，还有麻木，对别的都不感兴趣，睡不着觉，爱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

　　原：这都是正常的？

　　汪：是，这是心理方面，躯体方面最简单的吃不下饭，几乎可以影响到身体的各个系统，像女性的月经失调，男性的性功能障碍，这都是有的，关键要了解这些反应，说它是正常反应不意味着这些正常反应就不需要干预，不需要帮助，生孩子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还要上医院去，一样的道理。

　　原：怎么进行干预呢？

　　汪：就是事先的知识，这个事件能给我们造成哪方面的影响，各个方面都有什么不同的表现，第二我们怎么处理这种反映，找专业人员是途径之一，实际周围人的帮助也可以，还有很多我们所谓的积极的应付方式，比如一些积极的活动，保持良好的睡眠，进行锻炼，都是，不好的方式，过分的压抑，大量的喝酒，抽烟，甚至用其它的兴奋剂，这很容易出现的，最最糟糕的结果，国外有研究的，自然灾害，还不是人为灾害，自杀率都是上升的，最后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朋友也解决不好，还有专业人员随时提供帮助，对老百姓来讲就是要了解这种反应，怎么处理这种反应，从专业人员来讲，我觉得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四个事情，第一我们直接为这些受难者提供我们能提供的帮助，第二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或者是系统的，或者是零散的，或者是半天的，或者一周的，进行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同时也引进国外的教材，包括录像，幻灯和文本材料，第三，积累我国灾害情况以后他的反应程度，这方面的基本材料，我们在克拉玛依，在张北地震，在洪水中都做了相对比较系统的研究，我自己到张北去过四五次，相关的网站不少，对灾害之后，他精神卫生的严重性要有基本的估计，这是制定政策的基础，我们有多少人会出现问题，我们相应会配备什么样的人力，我们从物质上来提供什么样的保证，第四项工作，我们积极协助政府制定有关的政策，并且迫着政府加快制定政策的进度，不管是哭着喊着迫着。

　　原：你觉得在这项工作中你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汪：人力不足。

　　原：现在做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太少？

　　汪：实际有很多人可以做，有很多人通过相当短的培训就可以立刻投入这项工作，这个主力我考虑是两支队伍，一个是现有的精神科医生，另外一部分是做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主要是这两方面的队伍，这个人数估计两万人左右，没有很确切的数字，但根据我国的自然灾害平均90年代一年有两亿人受到影响，但我们还是很多力量还是可以立刻动员起来，比如红十字会，他们有比较好的备灾和救灾的队伍，像卫生系统的防疫队伍，有一支很好的队伍，像我们有很严密的党政工团，如果能够为这些人提供相应的知识，不管是长是短，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克服你说的这些最重大的困难，培训确实是最最艰巨的任务，除了我们用各种方式办的讲习班，培训班，或者说我们通过媒体，比如这次大连，他们也建议我们通过电视做一些节目，另外编印各种小册子，不同的群体需要不同的小册子，比如医疗救护人员，把有关的反应，有关的处理编成小册子，农村需要农村的读本，城市要有城市的读本，专业人员有专业人员的读本，辅助人员要有辅助人员的读本，行政人员要有行政人员的读本，所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

　　原：刚才严女士也讲到了，他们的预案很快就能出台。

　　严：这是一项新的工作。

　　原：你们在这当中也有很多困难？

　　严：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和我们以往做的，比如水灾，地震，跟我们以前做的防疫防病的医院有一些区别，因为原来我们接触的主要是大的灾害发生以后怎么控制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流行，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时间，有很多像文件这方面，还有应激系统的准备，但精神卫生救援工作和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服务的形式就是一对一，个体化的，当然也能采取小组讨论这样的形式，但是相对比较个体化，这样我们可能要动员的人员来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就会更多。

　　原：像汪大夫说的人员短缺。

　　汪：劳动力密集产业。

　　严：对，要动员的人就很多，跟以往我们既有的一些经验是不太一样的，在这里面我们还要逐渐摸索，怎么才能建一支适合我们国家精神卫生救援的队伍，灾害一旦发生以后怎么来启动这个程序，什么人应该参与。

　　原：专业人员，又像过去的基干民兵，号召起来一大片。

　　严：就像我们红十字会的会员，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参加救助，这个我们还要探讨。

　　汪：关键是我们要做在前面，不能等大灾大难来了再做。

　　严：一旦灾害来了再派内科外科才会想到精神科，实际咱们国家在应激事件的发生，医疗组织很快，非常完善。

　　汪：所以我们也非常乐观，有一个好的系统我们就要掺和进去。

　　严：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高认识，群众的认识，官员或者负责人的认识和接受，我想把这个再加到我们现有的系统还是很乐观的。

　　原：而且是非常必要的补充。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认识了几位非常令人尊敬的从事心理应激的专业人士，了解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工作，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今天的谈话，能够使我们了解到当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需求这种专业人士的帮助，而且我想我们的社会，我们各级政府和单位也应该对心理救助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像严女士说的，我觉得卫生部能把它作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来做是件非常好的事，我们希望灾难不要发生，但一旦发生以后在我们的救助队伍中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像汪教授和马大夫这样的专业人士，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原杰代表责任编辑高岩感谢三位参与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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