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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李雷(雷佳实验学校校长)
主持：朱煦
责编：王玲
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煦。今天的节目我将带您走近一位老师，本来他是在北京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工作，但是一年前他毅然离开了北京，在塞外草原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在那里，他用自己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去教育和影响孩子，不仅使很多原本厌学的孩子爱学习了，而且他还教会了孩子怎样用心灵去看待世界。他叫李雷，今年45岁，几天前他刚刚从内蒙回到北京，此刻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李老师，你好。
李：你好，听众朋友好。
(音板：李雷，45岁，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河北邯郸农村插队，当过民办教师。197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担任过中学老师，也有过下海经商的体验。1999年8月至2000年7月，参加北京团市委组织的扶贫支教活动，到内蒙古固阳县顺西中学任副校长。2001年被团中央授予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称号。去年9月，李雷毅然辞去北大附中高三语文教师工作，到内蒙古固阳县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雷佳实验学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李雷到贫困的塞外农村去办学？他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教育理念？他又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请您收听今天的《午间一小时》——《我的快乐在孩子们中间》。)
朱：今天谈话一开始，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是老师吗？
李：私下的我更喜欢用“导师”这个词。不是带研究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和定位，我不想把它一般化了，我想定位在导师，这样有一种责任感，如履薄冰，你是引导着这帮孩子，一辈子就照你说的这句话一步步走下去。
朱：幸亏你解释了，不然以后没人敢当导师了。1983年毕业的您一晃就是18年过去了，加上您插队就是20多年，44岁的人按说是特别稳当，拉家带口，想什么事都要瞻前顾后，您怎么说丢下就丢下，还是去的内蒙？
李：往深里说我对自己有一个定位，我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和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民粹主义就是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种东西在拽着你，不是一般的功名利禄的吸引力了，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能不管。当四十几岁坐下来再想那几个哲学问题就出来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要干什么？从教育这个行当来说，它有一个流程，你不想好了，可能这个流程就干不下来。当时就想是不是这样的定位比较好，就是从农村教育这个点做起。前几天我看崔健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这个事要不难也轮不到我去干。
朱：说到办学，大家很自然的要问，李雷要办什么学校呢？在内蒙，条件肯定会相对差一点，那您会有什么作为？
李：我想我的作为就是在这上面，因为我提出一个观点，叫贫困教育。就是按照一般的观点看，这个学校没有什么硬件，时间也不长，生源也不行，但实际我们大批的学校都有这样的问题，包括普通的学校也是这样，有没有柳暗花明的办法？或者我所以选择那样天高水远的地方，实际是把实验做得更极端，到最后我这个实验不管是成功还是怎么样，你最后不能说你这个条件我比不了，我什么条件都没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做成了，哪怕是个局部的成功，大家才有兴趣研究。因为来我这儿的学生，很多都是被学校宣布为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的人，几乎是被废掉了。
朱：那您是不是特别轻松？
李：特别沉重，沉重到什么地步？我就在想这半个学期我怎么能把他弄成一流学生？因为人家的期待值就在那儿，人家说交了几百块钱给你，最后你要让我见着东西啊。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极端，他在出口那儿等着你呢，不管这儿进去的是什么原料，他那头要出一个光彩夺目的东西。
朱：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感觉到您在这样的基础上，想在出口那儿拿出一流的产品，这中间显得太跳跃了，有没有口出狂言之嫌？
李：大家都被逼到这个坎上了。去年这个时候，当地办学条件的限制，有一部分小学生当地的中学都容纳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去别的地方花高价上学怎么办呢？就来我这儿，而且这些学生确实像我说的那种情况。
朱：人家说对付着吧，反正有这样的学校总比没学校强，就当是给李雷看着。
李：对，就是这么回事，看着看着，看了一个月以后发现不光是看孩子，以后还能看出点模样来。比如原来回家就看电视，或者横躺竖卧的。一个月以后胡乱吃了两碗饭，拿着书包赶快冲到学校去自习。为什么呢？学校生活对他来说是有色彩的事情。两个月以后变得比较懂事，中规中矩。
朱：三个月以后呢？
李：就可以达到自动化操作了，比如我们要搞一个圣诞节或者新年晚会的时候，自己就去排练，去张罗了，他知道我希望他去做什么，他知道什么做了会有成就感。
朱：到了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你们也要例行的进行期末考试了。
李：对，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有。
朱：您最后也会给他们发成绩报告单？
李：对，而且我们的成绩报告单比别的学校还多，一个月一次，我们和学生家长签了一个协议，每个月都要向家长报告成绩，当然报告成绩不光是分数，我们有一个分数段，ABCDE，每个月他的进步情况如何，都会有一个报告。
(音板：在李雷看来，农村教育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所学非所用的问题，孩子们书没读好，地也不会种了，他们凭着不劳动的特权维持某种优越感，而这种农村教育直接威胁到了孩子们的生存。正是为了要帮孩子改变这种不公平的贫困状态，李雷与妻子一同到偏远的固阳办学校，他们要在那里开垦一块实验田，种下自己的希望与理想。请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我的快乐在孩子们中间》。)
朱：听说您关于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人，有几个像什么一样？
李：具体说就是像德国人那样健壮，像美国人那样自信，像日本人那样精明，像韩国人那样自尊，实际提出四个指标吧。
朱：当您提出这“四个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第五个，像中国人一样？
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就是中国人，就是龙的传人，但是师夷之所长，不是说张嘴就来，说完就能学过来，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导向的问题，有些东西像血脉一样，会流传的，有些东西你要非常自觉地追求它，才能学到点皮毛。我希望我们能像老话说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自立”我不希望比别人矮，我希望跟别人一般高，我希望像强手学习，从他们身上拿出火种教给我们的学生，教给我们的孩子。
朱：是不是意味着在这样四个方面，我们的的确确存在不少的问题？
李：的确是这样，第一个体格的问题，我在固阳的学校里，搞过远足旅行，从四年级到初一全都跟着走，一走差不多一天，走到最后像活猴一样的孩子都瘫了，但我一点不心痛，要带着他们走，为什么？我觉得就走这一次，就让他们知道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当然你说这个事情由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很多学校不搞，他怕出事，怕担责任，把他圈到教室，圈到学校里，他是活的生命，他是正在成长的生命，你用一个四、五十岁的心态压抑十五、六岁的心态，结果必然逆反，甚至出现更恶劣的情况，那就不是学校所能容纳的问题，是法律所要审理的问题。我觉得我这个走不是简单的体格问题，毛泽东讲体育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道德之车呀，我让他们走，把这两个东西都带上。
朱：车不好，拿什么来装呢？
李：对，就是这个意思。
朱：但是你毕竟是立足于中国的农村，而且是相对贫穷的农村。已经是很贫穷、很落后了，你又有这么大的志向，所以我接下来就想问您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您觉得您所实验的，或者实践的教育，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农村来谈，那么，您是不是用您的行为在诠释着中国的农村教育？
李：我不敢从理论上这么定位，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农村教育有一点，从人才的培养上说，取之于农村，用之于农村，而不是取之农村，榨干了农村，就不管农村了。这是一个根本点。虽然现在有些不得已的情况是这么进行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教育的设计和实施，不能这么被迫的迁就它了，反正我千里迢迢到农村去，就为了到那儿弄几个学生到北京上大学？我觉得这个意义太微不足道了。
朱：而且那样您也不会去了。
李：没必要啊。
朱：但毕竟这是非常大的课题，如果我们用研究的眼光把它具体化，首先就要解决教育，我们一直谈教育，我们有对教育很多的解释，但是作为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来讲，知识教育重要还是观念教育重要？
李：从我做的事情，我可能要提出另外一种概念，就是生活教育或者叫生存教育。一个人的社会化或者被社会接纳和认可，要通过教育，但实际我在那儿看到的情况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所获甚少，或者说这个过程最后的出口和他们的生活道路相距甚远，实际他们是被抛弃的过程，就是没你什么事，你跟着走了半天发现这个事儿和你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最后的出口太小了，你想我们这个地方，高中四、五百学生，考完了多少人能上线呢？四、五十人，那些学生实际是陪太子读书，读了三年，而且是什么状态下读书呢？早上6：30到晚上9：30，剥夺了乐趣，没有书看，就是做题，早自习就是两节课，上午又是四节课，下午又是三节课，晚上还有三节课。
朱：但您说的生活教育我觉得对现在的教育是一种颠覆性的。
李：我觉得我说的事情首先考虑到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就是那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市场经济给每个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和可能，他就有可能提供每个人的个性化的发展，如果学校的教育过程和这个现实背道而驰，就是非常大的浪费。我不想在观念上颠覆谁，而是想恢复教育的天性，就是让人变得更幸福，更自由，更快乐，我觉得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现在往这个根本问题上想的人太少了，想的时间太少了，只顾埋头拉车了。我特别羡慕俄罗斯，他们搞过关于教育的全民大讨论，我觉得一个理性的民族应该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思考，干教育的人要想这个事情，要真想这个事情，很痛切地想这个事情。
(音板：李雷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让知识遇到求知的心灵。但是，脱离实际的农村学校教育却剥夺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使那些本该热血沸腾的农村青年变得木然、衰老，而木然的背后很容易形成反社会情绪，会让他们更加冷漠，甚至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是教育工作者尤其应该思考的问题。请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我的快乐在孩子们中间》。)
朱：您刚才说了您的志向，您的思考，现在就来问问您怎么干呀？总不见得您怎么教北大附中，还怎么教他们吧？
李：在一种非常功利化的教育过程中，他不问教育对象的感受如何，比如我给你上100节课，你累不累，我不管，这都是沉甸甸的知识啊，我就要把你灌明白了。老师不问学生的感受，可以不管他的尊严，甚至还有更加极端的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要做的事情是stop，首先你要问他的感受如何，你要把他当成一个人尊重，比如他不爱学习，你不能强制他学习，你要想他为什么不爱学习？他能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当他感受到快乐，就像吃饭觉得香的时候，吃饭才不是一种虐待，否则吃饭就是虐待。
朱：恰恰您说的这个，正是许多家长和老师攻不下来的问题，怎么让孩子爱学习？
李：非常简单，你得爱学生，所谓仁者爱人，这又是一句老话。他即使他不爱学习，他也是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人，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你不能把他从教室里赶出去，外面站着去，违反法律。我所做的就是对我自己有所禁止，那些是我不能做的，而且我对老师有所约束，我说在我们学校有一道线，那道线你不能过，你过了我就六亲不认，而且我确实在那儿举目无亲，也不可能庇护谁，过了这条线不行，不能侵犯学生的身体，包括他的心灵，就更不可以。比如学生就坐不住，我那儿很多学生，听五分钟课都不可能，一节课他要闹好多回，怎么办呢？就有一个学生注意力保持的问题，还有一个学生自我控制的问题，那需要练习，怎么练习呢？在我学校有三大特长，就是人人会下棋，个个能倒立，班班要演戏。演戏不说了，可能很多学校都有。下棋我下五子棋，也不用棋盘，棋子，我们那儿有的是石头子儿，用树棍儿一划，坐在那儿下棋，再调皮的孩子也得坐着下，而且争强好胜之心就会使他一盘一盘地下，就练出来了。棋盘如战场，虽然很激烈，但是你得坐着呀，这就是强化训练，其乐无穷，因为他是冠军了，他赢了。高兴是一种良性的心理强化过程，这是一个方法。
朱：倒立呢？
李：这也是，他在正常的情况下手舞足蹈，不能控制，你倒立试试？啪唧，就摔伤了，所以他知道控制能使他稳如磐石，能使他有成就感，别人能控制半分钟，他能控制45秒、一分钟，他就是这方面的冠军，他非常有成就感，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技能。我甚至让学生做过这样的练习，两个人天天隔着座儿说话，我说咱们做一个比赛，让他们俩面对面，距离也就是10到15公分，站着，看他们能保持多长时间不说不笑，这很难，专业演员都难以经受这样的考验，两个人面对面那么近的距离，一会儿扑哧这个乐了，一会儿扑哧那个乐了。后来一想我要创记录，从哪儿控制呢？我把方法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要气沉丹田。这样控制，是一种技能，而不是折磨，说我道德自律，我不能玩，那么小的孩子让他受折磨干什么？不要折磨，包括学习、喜好，也是要建立良性循环，我的思想是建立良性循环，不要自我折磨。比如学英语，记单词，他怎么能爱呢？比如汉堡包，农村的孩子哪儿见过这个？我们那儿是烧饼夹肉，那怎么办？我是大厨啊，今天我们就做汉堡包，新上来的，我亲自操作，加火腿肠，加生菜，加西红柿，甚至加色拉酱。第二天早上食堂就卖汉堡包，每个人买的时候必须说一遍，你要什么？这可以用汉语说，?悄惚匦胨礹amburger，否则你在旁边听明白了你再说，而且我马上让英语老师改，你今天的课都说这个，第一层是什么，哪层是蔬菜，下面是什么，他就其乐无穷。但是这种想法基于在我们学校要讲一种道理，什么道理？就是仁者爱人，我的想法深刻的影响了我的老师，影响了我的学生。
朱：我还注意您对教育的细节非常重视。
李：对，没有细节你做不成事，说就这么着吧，怎么着啊？必须讲究可操作性。
朱：那么是教育的细节更重要还是细节的教育更重要？
李：我觉得是细节后面的灵魂更重要，比如德育工作，这是最挠头的。比如我们学校，打架是经常出现的，你和他说多少大道理都没用，为什么？他犯的错误和道理没关系，他做事的时候根本没有一个歪道理，所以你拿正道理正他，他枉都不在，你矫枉什么呢？就没有矫枉的必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把他看成孩子，这都是正常的孩子，而不是刁顽奸邪之徒。不是那样去看，所以就不是惩治的问题，也不是训斥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打架，打得鼻青脸肿，痛不欲生，进来找我讲道理来了。我一看这有什么道理好讲？不就是打架吗？跟小猫小狗似的，我说这样吧，我的体育器材就放我办公室里，我说排球没气了，你们把排球打起气来，这就必须一个人摁着球，一个人往里打气，而且平常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们特别有成就感，两个人商量，你这么着，我那么着，把气给打上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我意犹未尽，我说你们刚才说什么来着？我们打架了。我说这样吧，班里的同学都知道你们打架了，到我这儿来说理了。你们出我门就拉着手，走到班里去，什么都不用说，走到班门一看，然后回来，告诉我出什么事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不出我所料，不可能出我所料，说大伙儿莫名?
(音板：为了使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李雷制定了独特的课程计划，比如在他设计的“名著感觉”课上，让这些连浅显读物都看不懂的孩子，读海明威、屠格涅夫的小说；他还把多年精心收藏的英文原版影碟《勇敢的心》、《阿甘正传》等放给孩子们看，而且让他们尽其所能把故事记下来，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目的不仅在于训练他们的中文写作能力、英文听说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培养道德观与正义感。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我的快乐在孩子们中间》。)
朱：我一直在想，您这是学校吗？
李：我一个最根本的理念就是，我在差不多十年的下海生涯里见了很多阴暗面，灰色的东西，和这个相比，学校是一块净土，童子何辜啊？面对学生，你什么都是可以宽容的，可以接纳的，可以有话好好说的，干嘛要大动干戈呢？
朱：因此又回到大家说的“因材施教”，在这个观念上似乎所有人都是一致的。
李：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当，什么空当呢？很多人觉得“因材施教”得有一个前提，他是才吗？就他那样的，不是说教务处教他了，是教导处教他的问题了，就是一个大耳刮子的问题了。
朱：等于先把孩子放到一个筛子上先筛一下，掉下去的就不存在施教的问题，留下来的可能要考虑大的小的胖的瘦的。
李：所以，因材施教一定要考虑一个前提就是有教无类，或者更大的前提就是仁者爱人，他是人吗？他是人，你就得拿他当人看。
朱：在您的实践过程中，您对因材施教的具体实施有什么特点？
李：我有点像足球比赛的巡边员，我就在边上跑，我不掺乎，不去干预和制止他们的活动，但是一旦出界的时候，我就会逮住这个球。比如一个学生，也是四年级的，学习不好，突然有几天中午老上我那儿要借书，而且磨，我说他干嘛，为什么要借这个书啊？后来我跟他商量，可以有好几种办法，比如你每天到我这儿看书，因为这个书是我教学要用的，我说你上我这儿看行吗？他说不行，我说你每天中午把这个书拿着，到后操场没人的地方看，我怕别人跟他抢，他不是看书的人，拿什么东西，学生一抢，这书就撕了，再一打架我又得处理。他说不行，我得回宿舍看，我就明白了，他是要作秀，他要做给别人看。看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你看校长跟我多铁，你们借不出来的书我能借出来；第二，你们看，现在我能看全是字的书了，没有拼音，比课本还厚，看见没有？
朱：全是字的书了？
李：我就知道往哪儿下药了，他自己建了一个心理平台，他站在这个平台上他觉得比别人高，比别人有成就感了，不管白猫黑猫，有成就感就是好猫啊。我说好吧，特批，这本书就可以拿给你看了，但是每天晚上得拿回来给我看看还是那么多篇吗？别扯没了。而且由他这个事情我就出来一个举措，我说从现在开始，每周开一个读书报告会，你给大家介绍我最近刚读的一本新书，我给他的平台又起了一截，我让他露一大脸，我让他彻底强化这个心理优势。
朱：实际还是让他够，而不是停留在作秀。
李：对，我那段时间经常翻孔子的书，《论语》，隐而不发乐如也。我就在那儿实时监控，学生一有可以让我施教的机会我就抓住。
朱：您这个例子是在诠释教与学的关系上，如何帮助学者向他更可能发展的方向前进，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真的实在不知道，他连做秀的平台都找不到。
李：也有特别典型的例子，甚至还极端的例子，我都不能告诉他在这方面有才能，怕惊着他，什么人呢？天才，天才是不能惊醒的，他的自然状态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就是盆景了。有一个学生，比较木讷少言，甚至有时候觉得比别人都笨，而且他写的字有的字大如斗，有的字小如蚁，但是后来我整篇的看发现一种气势，什么叫大珠小珠落玉盘？很多学书法的练的稚拙体还练不出他这种火候呢，人家总觉得有一种匠气，他的没有匠气。比如有一次我查一个问题，一个学生把别人的乒乓球拍子弄坏了，这个学生指证是他弄的，我就叫他过来，说你把情况写一下，我需要了解。转过身递一篇字过来，前面斗大的三个字，一个字比一个字大，不知道！底下写因为什么不知道，我看着这个字就忘了生气了，这个字写得何等的好啊。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他，告诉他，他就经营了，字就不好看了，所以我说今天把《桃花源记》抄一遍。我没有训斥的意思，也没有跟他算帐的意思，所以不是惩罚。但是又没有目的，其实艺术就是无目的的行为。可他在抄的过程中会把今天的生活感受加进去，然后每天抄，每篇字都可圈可点，因为我给他的是专门的A4打印字，他也很用心，但不是刻意经营。后来这个字让他的母亲看到.
课堂上和学生生动的、随机的交流，是一种变数，华山论剑那儿有事先说好的？说你来这儿是拍武打戏，学生的火侯和老师的火侯碰撞在一起，非常好，所以我刚才还应该说的一个感受是教育过程!>应该是幸福的，首先是谁的幸福？教育者的幸福，我们两口子在家比看什么都好看，我们在固阳看不到电视，一回家就说学校里的事，我说今天这个孩子怎么着，那个孩子怎么着，其乐无穷。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基础，一个老师如果不能建立这样的良性心理循环会中毒的，今天看这个不顺眼郁闷，明天看那个不顺眼郁闷，郁闷郁闷，他会有一种反社会人格。
朱：如果这也叫“自恋”，那我觉得这样的自恋要保存。
李：最简单的是劳动者对劳动果实的喜悦呀，我摸着长长的麦穗感慨，原来这株小苗不行，今年长高了，农民都是这样。
朱：我觉得他们就像镜子一样，会映出你喜悦的面孔。
李：是啊，我觉得这多好啊，多正常啊。
(音板：李雷认为，教育应该给人切实的帮助，要让人变得聪明、富裕、能干，抱着这样的信念，李雷因材施教，为不同的孩子设想了三条路：上大学、做致富能手、当干部。他不希望孩子们再重复父辈的生活，还要使每一个孩子都拥有美好的未来。请继续收听《午间一小时》今天的话题《我的快乐在孩子们中间》。)
朱：好像在不久前，您这所学校没有了。
李：对，因为校址的问题关闭了。
朱：学生怎么办？
李：学生就天各一方了，有的在固阳继续念，在其它学校继续念，有的到包头，我可以给他安置到某一个他可以接受的学校。
朱：这么短暂的一场事业，一年了，您也有很多投入，时间、精力、抛弃城市生活都不用说了，往里投钱了。
李：钱肯定要投，老师的工资从哪儿出？一冬的煤火费从哪儿出？
朱：投入了多少？
李：也不多，就是几万块钱。
朱：这一年下来，按照商业运作，能持平吗？
李：据我所知，民办学校，如果不是圈田运动的操作方式的话，前五年基本都是赔钱的，为什么？因为投入太大了。我投入的方式是小本经营的方式，我有一种理念，为了让我的方式在更多的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能够推广，我不想把它的投入成本做得很大，因为那样别人会说我弄不了，做不了，我砸锅卖铁也没那么多钱。我现在弄得比谁都少，即使贫困地区，花几万块钱盖个房子肯定没问题，你何不弄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呢？对你地区的发展会更有益，我就做了一个示范，从前期操作的角度来评价，我的亏损还是亏欠，都是正常的。
朱：辛辛苦苦办起了这座学校，无论什么原因把它关了，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李：这个事情只能这么说，比如说这个戏如果从头再开始，我不会像第一次那么做。第一次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的筹备期太短了，八月二十几号我还没被允许进入那个校址，就一个星期我就要把一个学校变出来，我成什么了？
朱：大卫·科波菲尔。
李：如果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我应该说NO，我弄不成，但是我当时念在贫困地区，我们就不要苛求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就为一为。但是规律就是规律，规律是不能违反的，你仓促上马，最后很多问题后患无穷，在这个方面，我肯定不会犯同样的错。所以今年我搬到包头以后，我给自己休耕一年，明年9月份我再招生，我就有这样的考虑。因为我现在过来以后，合并的这个学校，我要先在它的平台上做我的东西，所谓何华特色，雷佳模式，就是把我的硬件组装到他的平台上去，看一看通用性如何，因为他这儿是大专和高中，到明年九月份我的小学和初中接上来以后就形成一条龙了，这就解决了很多民办学校，特别是有特色的民办学校的后顾之忧，考不上高中怎么办？上不了大学怎么办？我这儿全有了，从我这儿出来以后就走向社会，不就完了吗？因为他出来是外语大专生，我把这个做好，我在30里外等着我的徒弟，应该说我就站在他们的中间，我觉得我的归宿就在他们中间，我到固阳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此地甚好，这儿可以是我的养老之地。
朱：又回到我们第一个问题，我问您是老师吗？您说是导师。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更愿意相信您是一位路人，一位走在路上的行者。
李：我希望这条路上应该是人流不断，但是现在我顾不上那么些，所以我就一个人往前走，而且我想我的后面早晚会有很多人追上来，大家可能会看到成功的是他们，这是我的期待，因为我已经不年轻了，应该年轻人超过我，那是非常好的状态。
朱：所以我愿意和我的朋友，关心李雷，认识李雷，或者从今天认识李雷的朋友，代表他们也代表我自己向您说一声走好，担心身体，路还很长，我希望20年、30年以后我们再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您先做一个倒立，尽管听众朋友看不见，但我会告诉他们，李雷在做倒立，成吗？
李：我给自己定的工作期限不是75岁，是76岁，因为按国家的规定，校长的任期最多是75岁，我说咱们再宽限一年，因为我算了一下，那样我刚好可以送两拔高中。
朱：对不起，我少给你算了一年。非常高兴，虽然今天的节目在只有我和李雷的笑声中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和涉及的内容，一定会在您心中引起一种不平静。也许您会和我们一起想很多问题，未必是思考，但是我们会想很多。如果能这样，我想我和李雷都会很高兴，这就说明我们都在一起想这条路上匆匆在走的行者，谢谢你，李雷。
李：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朱：在这里我也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王玲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新浪，奔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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