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锦麟

　　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

　　关心时事政治的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外交部长李肇星10月3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要求日本政府尽快解决8月4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发生的日本二战遗弃毒剂伤人事件的善后问题。李肇星指出，日方在此次事件的善后处理问题上动作迟缓，与日本政府领导人的公开表态很不相符，已经引起中国公众和受害者的强烈不满。解决善后问题，提供人道慰问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中国政府郑重要求日方认真对待，尽快加以解决。

　　李肇星在国庆长假期间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似乎是一项罕有的外交安排。同一天，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是不争的事实。此前的9月29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亦指责日本政府在对待遗留在中国国土的化学武器处理问题上态度怠慢，并判处日本政府向13名中国原告作出约1.9亿日元的赔偿。孔泉要求日本政府认真对待这一严肃和公正的判决。同样在10月3日，日本政府表示对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并于当天下午着手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在此之前，日本企业组团前来进行集团性买春事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反应，所有言论反应也集中注意到一个政治现象：在2003年，中国政府对民间的“保钓活动”，事先不做刻意阻拦，事后亦未有弹压措施，而李肇星的“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据说也是进一步突显中国政府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坚定立场。官方这种前所未有的立场宣示，被海外媒体作出了意涵极为丰富的解读。

　　加上此前围绕“京沪高速铁路”兴建引发的百万网民签名反对引进日本新干线技术事件，于是乎，有敏感的媒体评论认为，中国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浪潮。

　　“网络民族主义”

　　内地一些报章将2003年视为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发轫之年，是掀开中国民族主义新篇章的一年。显然，人们把民族主义新篇章和网络民族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也注意到，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其直接的诱发因素就是来自于中日关系历史遗留的问题。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值得重视。网络民族主义除了以网络作为抒发情感和建言平台之外，甚至开始在中国特色的政治氛围里，小心翼翼地探试水温，进行化言论为行动的尝试。首先是一部分保钓人士自行租船前往钓鱼岛水域宣示主权的行动；其次是在网络上收集了近百万人的签名，表达反对日本参与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立场。《国际先驱导报》的评论就此指出：“正在成长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宣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谋求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补充。”评论进而认为，“在中国民众参与权不断提升的今天，(网络民族主义)势必会对政府决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们无法判定李肇星召见日本驻华大使以及外交部对日本遗弃在华化武问题、对日本政府不服化武赔偿案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问题的关切，究竟是否受到网络民族主义的感染和影响。而备受关注的京沪高速铁路投资项目最后的定夺，究竟会否受到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意见的影响，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中共新领导群体的执政为民、以民为先的施政理念，正在被悄然引进对外政策领域。妥善解决日本遗弃在华化武问题，突显的就是“对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的确，沉寂多时的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其间接和直接的诱发因素，除了中日关系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未必是事事密切相关联，却有某种程度连续性的事件之外，与北京新的领导群体调整外交思维，以及突显施政新理念也不无关系。同时，在中国现时的政治环境下，网络言论平台更多地在涉及对外关系、台湾问题以及弱势族群正当权益问题上发表意见。而恰恰是这些政治议题，所涉及的政治敏感度较低，受到制约的可能性机率不高，因此即便不受到特别鼓励，但也不至于经常性受到“技术性终止”，从而促使诸多网民趋之若鹜，乐此不疲，或因此成为社会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式，或中国新民族主义力量一次重新集结的际遇，也未可知。

　　言者难以无罪

　　然而，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概念和内涵的一种跃进和升华。拥有上网条件，是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必须前提条件。不奇怪的是，据说新一代的“愤青”，尤其是在学的“愤青”们，是目前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构成成分。因此，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他们或许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部分，但可能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成分结构的局限性。

　　有论者以为，网络民族主义并不能与义和团划上等号。主要原因是，反日并不是中国民族主义惟一的参与议题，网络民族主义的积极参与和各种形式的“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并不是对义和团老祖宗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形势面前，中国人国家观念的日益深入和社会进步的具体体现。

　　但尽管如此，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仍具有诸多的政治冲动和不成熟的表现。诸如言论失之于幼稚偏激，大量的伪民族主义言论也充斥于网络言论平台。情感的抒发和宣泄，无法促使言论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加上在目前媒体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也无法获得更多舆论的参与讨论。因此，它给外界造成的印象并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带有若干失控形式的鲁莽情绪。不可讳言的是，各个主要的网络讨论园地，充满了对“对日新思维”的言辞批判，这些批判言辞在上纲上线方面，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诸如马立诚、时殷泓等人一时间几乎成了“汉奸”的代名词。以至于在今次日人买春事件中，一些试图进行更为理性和冷静思考的网民，在表达自己意见之前，也不得不事先声明自己和所谓的“亲日言论”毫无关系的立场。

　　显然，在重新勃兴的民族主义思潮面前，理性讨论和冷静的声音似乎仍然无法获得“言者无罪”的表达空间。这表明无论是网络民族主义还是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言论表达，要达致成熟的理想境界依然任重道远。

　　新民族主义的准确阐释

　　香港《商报》首席记者毕竟最近推出一部新书《一个世界强国的诞生——对当代中国的观察与思考》，对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作出了新的思考和定位。和坊间一些故作深沉、煞有介事的民族主义者们狂妄自尊、目空一切的感情宣泄和借题发挥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世界强国的诞生》的字里行间，透射出一种当代中国青年对国家民族无法推卸的责任，是中国政治新世代的经验总结。

　　毕竟认为，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新”就“新”在如下三点：第一，中国新民族主义反对专制主义，这一点把新民族主义与极左势力区分开来；第二，中国新民族主义反媚外而不排外，这一点把新民族主义与锁国主义的井蛙心理区分开来；第三，中国新民族主义没有组织形态，而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自主性认同，这一点把新民族主义与暴民政治区分开来。

　　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者并不是“义和团幽灵”的卷土重来，也不是中国旧式民族主义者的歇斯底里。这一代人是经历过中国改革开放浪潮洗涤、80年代末期政治风雨洗礼以及90年代初期风云变化考验之后，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不消极抵御和抗拒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也从来不盲目地对流行文化采取低声下气、毫无原则的“哈”姿态，对盛极一时的自由派和新左派，他们也有清醒的认识和意识形态上的区隔与分野。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还处于温饱和奔向小康阶段，政治民主化起步充满艰辛，任重而道远，但从中国历史的三个坐标来分析，已经看出中国第四个强势时代即将来临的大趋势。中国新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未来已经增添了更多的乐观和自信。

　　这种“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不再是消极排外思想的歇斯底里式发作，不再是粗暴肤浅的无限上纲上线，不再是一种特定政治情境之下的话语霸权和思想的独家垄断，不再是“汉奸”、“卖国贼”帽子满天飞，不再是虚幻的政治梦境的造梦者。这种呐喊才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这种新民族主义才是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转型所需要的。

　　当类似马立诚、时殷泓这样的“不同声音”在同样的网络空间和言论平台上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当中国所有公民都拥有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自由空间，这样的仰天长啸才会被赋予真正“壮怀激烈”的意义。